以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 地方动态

■多元化投入格局绝非简单的“谁出钱”问题，而是要构建一个“政府承担公共责任、企业激发创新动力、社会财富有序参与、不同资金各展所长”的协同体系。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国家发展阶段和全球竞争态势的系统性把握 ■高鹏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未来竞争中掌握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又深刻改变投入方式。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需要，应把政府稳定托底、企业深度参与、社会力量支持、区域协同共建和专业统计监测结合起来，使多元资金与不同科学活动相匹配，把资金增量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 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战略逻辑 基础研究具有鲜明的公共品属性。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弗拉斯卡蒂手册》的经典界定，基础研究是“一种实验性或理论性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取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不预设任何特定的应用或使用目的”。其成果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旦形成，社会各方均可受益。这意味着，政府投入必须发挥托底作用，承担公共风险、建设公共平台、支持自由探索。同时必须指出，多元化绝不是政府投入的“减法”，而是政府投入的“乘数”。 从国际经验看，即便在企业基础研究占比最高的美国、日本、韩国，政府投入的绝对规模也始终保持增长。从我国实际看，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目前约为7%，与创新型国家15%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政府投入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政府投入是整个投入格局中的“压舱石”，只有公共财政保持稳定增长，社会资本才有跟投的底气，多元格局才有拓展的信心。强调多元投入，首先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和放大效应，而不是减轻政府责任。 但仅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企业必须成为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增量来源。加强基础研究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这一论断揭示了多元化投入的深层逻辑：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支持，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研究需要对接产业需求，两种路径对资金属性、组织方式和评价标准的要求各不相同。政府资金更适合承担公共风险和长期探索，企业资金天然地对接产业技术问题，社会资金则以灵活性见长、敢于承担非共识风险。单一的资金来源，难以同时适配这两种路径；只有多元化的投入格局，才能为基础研究提供丰富而精准的“营养谱系”。此外，随着社会财富积累和人民对科技发展的关切加深，社会资金参与基础研究的条件日趋成熟。从国际经验看，慈善捐赠、公益基金、校友捐赠等社会力量，已成为基础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支柱”，以政府资金难以替代的灵活性填补公共资助的空白地带。 多元投入的重要意义，在于让创新链条中的不同主体能够“接好棒”、增活力。多元化投入格局绝非简单的“谁出钱”问题，而是要构建一个“政府承担公共责任、企业激发创新动力、社会财富有序参与、不同资金各展所长”的协同体系。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国家发展阶段和全球竞争态势的系统性把握。 全球基础研究投入格局的演进趋势与规律 纵观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结构普遍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演进，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趋势性特征。 第一，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的首要或重要来源。根据OECD统计数据，2022年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约489亿美元，占其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37%以上。欧洲主要国家中，德国稳定在25%左右，法国和意大利也在20%以上。从企业研发经费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普遍维持在6.5%至11%之间，而我国这一比例在2024年仅约0.77%。这表明，当一国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天然地会从应用端、工程端向基础科学前端延伸，以求掌握下一代技术定义权和产业主导权。这不是企业的“慈善行为”，而是其在高度竞争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二，社会捐赠和公益基金形成基础研究投入的“第三支柱”，制度体系日趋成熟。在美国，有人向斯坦福捐赠11亿美元建设可持续发展学院，还有的以独立非营利性机构形式为科学家提供长期、低约束支持。英国出台《英国研究与发展路线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同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这些社会资金并非替代公共财政，而是与其形成差异化分工：政府资助强调程序公平、学科覆盖和公共问责，慈善资金则可以更快决策、更长周期支持、更愿意承担非共识风险；捐赠基金通过长期投资收益平衡年度预算波动，跨校中心和独立研究院则突破大学院系与行政边界，集中配置数据、工具和工程团队。 第三，差异化资助工具日益丰富，从“一把尺子量到底”转向“因任务而投”。美国提出发展“聚焦型研究组织”，围绕明确公共产品任务设立存续约5年的专业团队；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索具有运营自主权、里程碑拨款和公私慈善配套的“X实验室”；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对优秀科学家给予约7年、1000万美元的长期支持；对非共识研究保留“金票”推荐、快速小额资助等灵活入口；对应用导向研究更多运用挑战赛、预先市场承诺等工具。其核心方法论是依据研究任务选择投人、投项目、投机构或投平台，避免用短期里程碑管理自由探索，也避免用完全开放式资助替代公共工具的专业交付。 这些趋势共同指向一个规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水平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科技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多元投入由低到高的过程。以美国为例，其基础研究投入中联邦政府占比从二战后的绝对主导逐步降至如今的约40%，企业则从不足20%升至37%以上，这一结构性转变历时数十年，与美国经济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深度耦合。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也呈现出类似的演进轨迹。当前，美国正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立法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正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对我国而言，这一规律意味着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的空间巨大，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书写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上海（长三角）答卷 上海（长三角）具备率先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的优越条件。从投入规模看，2024年长三角全社会研发经费约1.12万亿元，占全国约31%；上海研发经费达2343.7亿元，投入强度4.35%，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约12%，明显高于全国7.08%的平均水平。从政策创新看，上海“探索者计划”吸引科技领军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作为全国首个由国资体系发起的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已资助32位学者累计超3100万元；2025年上海对年度基础研究投入1000万元以上企业给予分档补助，对校企基础研究联合中心按1:1配套支持，对企业向高校院所投入基础研究实行加计扣除，多元投入已从理念倡导进入制度起步期。也要看到，长三角龙头企业研发投入“体量大、基础浅”的矛盾仍然存在，大额捐赠、捐赠基金、跨校研究中心并存的生态尚未形成。这些差距，恰恰也是潜力所在。上海有条件、有基础在“十五五”期间率先破题，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第一，政府投入要稳中有增，筑牢公共底座，同步深化投入方式改革。政府资金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其他主体敢于投入提供稳定预期，为科学家敢于探索提供制度安全。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自由探索需要较长周期的稳定支持，重大科学设施、科学数据、开放算力和人才培养更具有公共品性质，应由政府承担基础性责任。应围绕国家战略与区域特色建立长期稳定的央地联合投入机制，鼓励共同出资、共同选题、专业评审、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在政府投入框架下，还要激活市、区两个层级的积极性。市级层面稳定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区级层面结合实际设立基础研究专项，支持有条件的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形成“市级统筹、区级跟进”的投入梯队。 第二，企业投入要从“年度经费数字”转向“基础研究制度建设”。截至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达1024亿元，占研发投入的9.4%，较2021年的565亿元和6%明显提高，企业向源头环节延伸已经起步。未来，应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建设企业实验室、产业研究院和联合研究中心，鼓励企业把生产线上的工程难题转化为可研究的科学问题，形成“产业问题—科学问题—原创知识—技术路线”的连续链条。对单个企业难以独占收益的共性问题，可由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开展前竞争研究，基础数据、通用工具和测量方法在约定期限内共享，具体产品和市场路线继续竞争。同时，推动分档补助、按比例配套、加计扣除等政策从优惠措施升级为制度安排，稳定企业长期投入预期，把担心为行业买单的顾虑转化为共同投入、共同受益的制度激励。 第三，社会投入要从一次性捐赠转向科学公益和长期资本。深化学术独立、完善专业评审并培育长期信任关系，是推动社会财富向科研资本转化的关键路径。鼓励企业家、校友和社会组织设立基础研究基金会、长期捐赠基金和主题专项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非共识研究、科学仪器和公共数据等市场难以覆盖的领域。捐赠人可以关注方向，但不能购买结论；基金会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但不能以短期论文或确定性成果约束未知探索。完善捐赠结转、非现金资产捐赠、公益配套和基金保值增值等制度，推动科学评审与资产管理相互独立，定期披露资助周期、公共产出和失败经验。 第四，以长三角联合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纽带，织密区域协同投入网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以“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方式支撑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标志跨省区域协同投入迈出关键一步。应放大规模、完善规则，吸收中央部门、国有企业、民营龙头企业和公益基金会参与，逐步升级为开放型共同基金，围绕集成电路底层机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生命健康等跨区域问题长期布局。同步以制度型改革保障运行，允许公共算力、重大仪器、科学数据、临床样本、土地人才住房等经评估纳入配套，推动科研经费跨区域使用、伦理审查互认、知识产权协同和成果共享，让协同从项目联合申报走向共担风险、共建能力、共享长期收益。 第五，把统计监测作为基础研究投入改革的先手棋。统计一旦能够识别真实的新增和真实的能力，政策评价就会从“花了多少钱”转向“形成了什么科学基础”。基础研究经费应以执行部门实际开展基础研究活动发生的支出为统计基础，而不能把所有标注“基础研究”的预算都计入其中。可建立穿透资金流向的基础研究账户：一端记录中央、地方、企业、高校、基金会等资金来源，另一端记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执行主体；同时区分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区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区分企业真实新增与原有经费重分类。企业全部研发经费、风险投资、成果转化基金，不能直接等同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企业向高校出资，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企业执行基础研究。统计还应看见被传统财务科目遗漏的科研资源，对算力、数据、软件、仪器和自动化实验平台等非现金投入，建立有边界、有凭证、可复核的估值和折算规则，防止重复计算。更要把投入期限、跨机构合作、设施开放、政府资金撬动倍数、行政成本和人才成长纳入监测。 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归根到底是创新体系的能力重塑。它要求政府以稳定投入守住公共责任，以制度设计吸引更多长期资本；要求企业把产业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把竞争优势延伸到知识生产前端；也要求社会力量尊重科学规律，让财富以更长周期回馈未来。上海（长三角）若能把这些要求落实为可统计、可协同、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就更能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原始创新高地，助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面向未来的科技根基。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