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何以成为斯诺？ - 参考消息

<figure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https://jskxy-zg.cnfin.com//proxy/upload/manuscript_resources/image/2026/10/22/15f6237010aa4ef5b27194cc4ea71022.jpg"><figcaption>　　图片说明图①为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米勒·尼科尔斯图书馆里的埃德加·斯诺阅览室；</figcaption></figure> <figure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https://jskxy-zg.cnfin.com//proxy/upload/manuscript_resources/image/2026/10/22/57269171ff304b9193a3334153403274.jpg"><figcaption>　　图片说明上图为1970年9月，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在陕西志丹县毛主席旧居参观；下图为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左)与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资料照片)。(新华社发)</figcaption></figure> <figure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https://jskxy-zg.cnfin.com//proxy/upload/manuscript_resources/image/2026/10/22/62c69ced96664faa8200a1540a273710.jpg"><figcaption></figcaption></figure> <figure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https://jskxy-zg.cnfin.com//proxy/upload/manuscript_resources/image/2026/10/22/ff3d9f424a824d998f89f5b32efd44dd.jpg"><figcaption>　　图②③为埃德加·斯诺档案。(杨士龙摄)</figcaption></figure> <figure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https://jskxy-zg.cnfin.com//proxy/upload/manuscript_resources/image/2026/10/22/10ebb1c8ca9d4aa786b0bc3783c51454.jpg"><figcaption></figcaption></figure>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斯诺的重要贡献，不只是提供了与既有报道不同的观点，更是把此前难以直接观察的、即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带入国际新闻视野 　　　　斯诺以新闻报道记录了中国，而中国的历史变化，也给他的专业精神提供了历史舞台。《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两段历史相遇的产物 　　　　□本报驻纽约记者杨士龙 　　　　10月中旬，记者来到美国传奇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故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米勒·尼科尔斯图书馆，连续三天翻阅他写作该书前后的书信、采访笔记、新闻讲稿、手稿和照片记录，与90年前这位驻外记者同行进行了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一个原本希望通过旅行写作谋生的美国青年，如何成长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 　　　　　　早有苏区采访计划 　　　　斯诺1905年出生于堪萨斯城。青年时代，他曾在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并开始接触报纸工作。1928年，他以普通船员身份搭乘远洋轮船离开美国，开始一段原本没有明确终点的旅行。 　　　　斯诺先后到过夏威夷、日本，最终来到中国上海。他最初希望成为旅行作家，通过观察世界、记录见闻获得收入。一封1928年5月22日来自《时尚芭莎》编辑查尔斯·汉森·汤的信，记录了他早年的写作进步。编辑告诉他，与最初提交的三篇稿件相比，他的文字水平已显著提高，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他从檀香山寄来的文章和照片将被采用。 　　　　在上海，他结识了美国记者J.B.鲍威尔，进入鲍威尔主编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工作，逐渐接触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斯诺报道过中国的饥荒、地方政治、经济困境和日本对华扩张，选题涉及航空业、商业女性、青年学生、军阀政治以及东北经济等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断扩大。斯诺在通信中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动机，也批评国际社会面对侵略时的消极态度。同时，他没有回避中国自身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困境。这些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前途不能仅仅从外交声明、军事战报和政治人物的讲话中寻找答案。他需要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农民、青年和普通民众的处境。 　　　　1932年9月11日，27岁的斯诺在一封写给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一个已经酝酿数月的计划：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亲眼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月后，编辑部回信，认为他的采访计划颇有价值，却因经费和版面限制无法提供支持。这项计划没能落实。 　　　　同年12月，斯诺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谈到，《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美联社的记者已经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错失报道先机的遗憾。 　　　　　　潜心调研中国 　　　　1932年12月25日，斯诺与海伦·福斯特在东京结婚。次年，斯诺作为联合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定居北平。但职业上遭受的打击很快到来。 　　　　1933年12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新闻协会总经理霍勒斯·埃普斯写信告诉斯诺，公司因经济困难决定退出远东新闻市场，建议他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斯诺后来在自传《复始之旅》中回忆，他和妻子海伦清点积蓄，发现只剩下约200美元。他曾考虑前往欧洲或莫斯科寻找新的新闻工作机会，但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北平，在燕京大学附近安顿下来，把更多时间投入对中国的学习和研究。 　　　　斯诺后来回忆，整整两年，他们沉浸于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之中。他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历史，研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也与海伦一起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中国农村危机、土地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不断加深。 　　　　这种研究取向，也体现在他对写作的自我要求上。据斯诺传记作者S.伯纳德·托马斯转引，1934年，斯诺在给文学经纪人亨丽埃特·赫茨的信中提出，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书若要有真正的价值，必须包含大量原创研究，而且至少要亲赴一个重要的红色地区，开展第一手调查。 　　　　在燕京大学，斯诺还开始把多年采访经历中的经验与教训整理成新闻讲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保存着一批留有手写修改痕迹的讲稿。其中有一份题为《杂志文章》的讲稿，重点讨论的不只是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更是在探讨记者如何发现值得报道的问题，如何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及怎样使复杂的事实成为读者能够理解的作品。曾经为采访经费四处奔走的年轻记者，此时对新闻业务已经有了系统思考。一个记者能够在重要历史现场发现什么，往往取决于他在抵达之前，已经积累了多少知识，形成了怎样的问题意识。 　　　　1934年底，燕京大学学者C.沃尔特·杨为斯诺申请古根海姆研究资助写了一封推荐信，特别赞赏斯诺能够与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处，并凭借记者的职业经验，获得纯粹学院式研究者可能遗漏的信息。信中还透露，斯诺此前曾获得一家大型通讯社驻北平的工作机会，却没有接受，因为他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个人研究。 　　　　　　等待四年的机会 　　　　1935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年8月29日，斯诺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在我旅居中国的这些年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局势曾显得如此令人绝望。”他看到日本侵略不断扩大，中国内部政治军事冲突持续，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面临严重困难。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兴趣，已不只是军事上的好奇。他正在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可能依靠什么力量改变自身命运？ 　　　　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寻找能够提供不同信息的人。1935年，斯诺与外国记者诺曼·汉韦尔等人讨论四川实地调查计划。汉韦尔深入当地农村，观察农民负担、地方政治和红军活动留下的影响，并向斯诺寄送采访记录。斯诺原本准备同行，却因患病未能成行。 　　　　1936年1月，斯诺又向美国《亚洲》杂志推荐汉韦尔有关四川红军的报道，认为这是自己读过的少数没有受到明显偏见影响的关于红军的英文报道之一。这些看似零散的通信，勾勒出一个不断扩展的信息网络。斯诺从中国知识分子、外国记者、学者、传教士和其他联系人那里获得资料，比较不同说法，也不断寻找直接进入红军活动地区的机会。 　　　　1936年4月13日，他写信给《亚洲》杂志编辑理查德·沃尔什，分析红军力量的发展及中国各地的政治变化。他特别指出，与单纯的军事行动相比，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和抗日示威，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表明，他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背景下观察。 　　　　1936年6月，经宋庆龄介绍、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斯诺离开北平西行。7月，他穿越封锁线，进入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提出进入苏区的设想，到1936年终于获得机会，斯诺用了将近四年时间。他长期追问的问题，第一次有了通过系统实地采访寻找答案的机会。 　　　　同年6月1日，斯诺写信给英国《每日先驱报》编辑，明确提出前往陕西、山西采访的计划。他解释，关于红军的兵力、装备、补给、政治主张和未来行动，流传着大量相互矛盾的消息。他希望亲自去看一看。 　　　　　　在陕北发现了什么 　　　　1936年的陕北之行，是斯诺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在1937年初的一份演讲稿中，斯诺回忆，自己在保安(即志丹县)停留约一个月，与毛泽东多次长谈；另有约40天骑马行进，深入不同地区，并前往红军前线采访。 　　　　他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中共及红军领导人，也采访普通士兵、农民、青年、妇女和地方工作人员，考察苏区的土地制度、基层组织、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他看到的苏区，物质条件依然艰苦，许多制度和政策仍在探索之中。但他也感受到一种向上的朝气、改变现状的愿望，以及主动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精神。 　　　　斯诺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仅仅作为一种军事力量来研究。他试图理解这支军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理解那些此前缺乏教育机会和政治参与机会的人们，为什么会对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产生兴趣。 　　　　在一份1937年的演讲稿中，他讲述了一名64岁红军伙夫的故事。老人向斯诺展示自己刚刚学会的两三百个汉字。他说，自己在山西生活了64年，从来没有人教他识字，参加红军半年后，却开始学习读书写字。斯诺还注意到，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开始讨论国际政治，普通士兵在艰苦的生活中学习、唱歌，年轻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妇女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新的角色。 　　　　另一项发现来自红军领导人本身。斯诺没有把他们写成抽象的政治符号。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他回忆自己初见周恩来时的印象：周恩来身材清瘦，眼睛深邃而富有热情，举止从容，谈吐坦率，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有长期革命斗争留下的坚韧。 　　　　对彭德怀的观察，则呈现出另一种人物性格。斯诺描写他精力充沛、行动敏捷、生活简朴，有时像孩子一样开朗，能够与普通士兵自然相处。 　　　　与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斯诺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个人经历和对中国未来的判断。 　　　　斯诺注意到，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农村社会有深入了解，也十分关注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他的谈话既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也涉及日本侵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 　　　　斯诺还描写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衣着朴素，生活条件简陋，经常工作和谈话至深夜。 　　　　这些人物描写，不只是为了增加报道的趣味性。斯诺希望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革命道路，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思想变化，又为什么能够在长期战争和艰苦环境中保持组织力量。 　　　　他发现，这些身处偏远地区的革命者，并非与现代世界隔绝。他们关注国际政治和思想潮流，一些人有海外学习经历，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思考中国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现代化。 　　　　斯诺这些见闻不同于此前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刻板描述。他看到的，不只是一支军队，更是一批具有鲜明个性、怀抱救国理想的人，以及他们背后正在形成的社会力量。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斯诺的重要贡献，不只是提供了与既有报道不同的观点，更是把此前难以直接观察的、即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带入国际新闻视野。 　　　　　　把发现讲给世界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返回北平。他带回大量采访笔记、人物资料、红军历史记录和照片，也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把这些材料组织成国际读者能够理解的新闻作品？ 　　　　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的档案中，一份题为《红色中国：系列文章》的手写目录尤其引人注目。目录列出了22个选题，从进入苏区、采访毛泽东，到长征、红军将领、苏区农民、青年、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这份目录与后来《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有明显联系。尽管其准确形成时间和具体用途仍需进一步核实，但它显示，斯诺曾试图将大量采访所得组织为一组相互关联的报道。这不是简单地把采访笔记按时间顺序排列。他需要回答一系列彼此关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红军为什么能够完成长征？为什么有人愿意加入这支军队？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他对长征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斯诺本人没有亲历长征。1936年进入陕北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了这场艰苦远征。但他通过采访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及长征参加者，搜集行军路线、重要战役、沿途环境和部队经历等资料，一点点重建这场外部世界此前知之甚少的历史性壮举。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篇《长征》中，斯诺依照时间线，还原了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启大迁移，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走过茫茫草地到胜利会师的多个重要节点。 　　　　斯诺不仅记录了战役经过，更刻画了红军将领与普通战士的英雄群像。斯诺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斯诺没有把长征简单写成一连串惊险的军事故事，而是通过人物经历、行军路线、战斗记录和历史背景，帮助读者理解这场远征的起因、过程与深远价值。 　　　　在1937年初那份演讲稿中，斯诺指出，长征无疑是一次战略撤退，却不是一场溃败。在他笔下，这支队伍哪怕身陷绝境，也没有溃散，反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住了组织、稳定了军心，最终在西北重新站稳脚跟，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 　　　　斯诺还十分重视影像的作用。档案中保留了数份他1937年整理的照片目录、编号表、寄送清单，以及一份题为《与中国红军在一起——摄影集》的编排提纲。照片内容十分丰富：红军领导人、军事训练、行军队伍、年轻学员、农民、妇女、儿童、戏剧演出、合作社、学校以及苏区日常生活。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著名肖像，也由斯诺在保安拍摄。照片中的帽子原是斯诺自己的。这张照片1936年11月14日随他的首批陕北报道刊登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正是他1928年入行的那份报纸。 　　　　一份题为《苏区照片目录》的档案说明提到，部分江西苏区的历史照片由红军拍摄或保存，有些曾随长征队伍辗转数千英里，最终保存下来。这意味着，斯诺不仅是照片拍摄者和采访者，也承担了历史影像的收集、整理、说明和国际传播工作。 　　　　1937年2月5日，斯诺在给文学经纪人赫茨的信中提到，又寄出84张照片，分装在三个包裹中，希望优先提供给北美报业联盟和《纽约太阳报》。这些照片的编号、说明和寄送记录，显示斯诺试图通过影像，让更多国际读者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活。 　　　　1936年10月31日，英国《每日先驱报》编辑写信祝贺斯诺完成西北之行，同时催促他确定系列报道的篇数、长度和首批稿件的发出时间。斯诺还需要面对新闻审查、政治争议、稿件销售、照片发行和书稿出版等问题。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由英国出版商高兰兹公司在伦敦出版，很快引起广泛关注。这部作品将政治人物采访、长征历史、军事观察、农村社会调查和普通人的故事组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使国际读者得以较为系统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红军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一项1932年因采访条件和经费限制而未能实现的计划，经过四年等待、多年调查积累和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最终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时势造就名记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不只是斯诺个人才能和职业追求的结果。1936年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折之中。日本侵略不断加剧，抗日救亡运动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经历长征后重新调整战略方向，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日益受到关注。 　　　　斯诺长期追问的中国问题，恰好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新的变化。而他在苏区遇到的那些人物，也以各自的经历、理想和行动，影响了他对中国的认识。斯诺并非赞同采访对象的所有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但他愿意认真倾听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为什么愿意为自己的理想承担风险。在此前多年对中国前途深感忧虑之后，斯诺在陕北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活力，以及一批试图改变国家命运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斯诺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长期处于隔绝和对抗状态。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他因对中国的报道和政治观点受到怀疑，发表作品的机会受到限制，后来迁居瑞士。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努力。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份题为《中国及其对我们的影响》的演讲稿中，他提醒美国社会正视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能够适应不可避免的变化、尤其是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政策，比试图否认变化的政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斯诺三次重访中国。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他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同年12月，两人再次长谈，谈及中美关系及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 　　　　1971年，美国《生活》杂志刊登斯诺的访谈报道，向外界传递出中国愿意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信息。斯诺并非中美秘密外交谈判的参与者，但他凭借长期积累的信任和沟通渠道，在两国重新走向接触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桥梁作用。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去世。六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历史性访问。这位毕生致力于增进中美相互了解的美国记者，未能亲眼见证这一时刻。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在美国纽约州哈得孙河畔。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那样。美国抚育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安放在哈得孙河畔，河水汇入大西洋，连接欧洲，也连接人类所有的海岸。” 　　　　斯诺何以成为斯诺？ 　　　　答案既在他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持续追问之中，也在他对事实的尊重、对独立判断的坚持，以及对不同社会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之中。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为这些理想和能力提供了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现场。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斯诺以新闻报道记录了中国，而中国的历史变化，也给他的专业精神提供了历史舞台。《红星照耀中国》，正是这两段历史相遇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