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社论说日本需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形成 - 军事评论

日报社论说日本需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形成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9月20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安保法成立11年之际的思考：在走向军工复合体之前》，全文如下： 安倍晋三内阁强行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成立，使历届内阁以违宪为由禁止的“集体自卫权行使”成为可能，到19日已满11年。 在此期间，日本防卫力量持续增强，2015财年初始预算中不足5万亿日元的防卫费，在2027财年的概算要求中已逼近8.9万亿日元。 日本还在部署可对他国领土实施直接攻击的远程导弹等“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并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持续出现偏离战后日本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的动向。 高市早苗内阁已将防卫产业定位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提出促进投资的方针；防卫省的专家会议则要求研究引入战前那种由国营工厂制造武器的“国营兵工厂”制度。 如果防卫费增额、武器制造和防卫力量扩张继续下去，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的那样，“军工复合体”的形成将不可避免。而这条道路的尽头，无非是一个像战前那样不惜动用武力的军事国家。 彻底改变的专守防卫政策 安保法破坏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国民通过宪法约束权力的“立宪主义”。历届内阁一直沿用“集体自卫权行使违宪”的政府解释，不予认可；但安倍内阁凭一届内阁之见改变了宪法解释，转而予以承认。 战后日本基于对战争的反思，在宪法第九条中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此后日本虽然创设了自卫队，但坚持仅在遭受武力攻击时方可行使自卫权，所持有的防卫力量也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低限度。 日本不谋求成为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遵守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走和平国家之路，从而在国际社会赢得了高度评价与尊重。 然而，安保法成立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剧变。政府虽强辩“专守防卫没有改变”，但从防卫费急剧增加、防卫力量强化、武器出口解禁以及对防卫产业的扶持来看，变化显而易见。 近年来，政府以周边局势恶化、无人武器日益广泛应用于实战为由，开始着力推动日本国内的武器制造与研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已将武器研发和防卫产业培育定位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一部分。 将武器制造纳入增长战略 事实上，早在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执政的2023年，政府就已通过旨在强化防卫产业生产基础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为稳定制造防卫装备品，政府承担相关费用，以提高国内防卫产业制造流程效率并强化供应链。 高市内阁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在7月内阁会议通过的“日本增长战略”中，防卫产业被定位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旨在扩大政府与民间投资。 同时内阁会议决定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骨太方针）中，专门设立了“强化安全保障”项目，并纳入了探讨“公设民营”模式的计划，即由国家拥有武器制造工厂，而将运营委托给民间企业。这是将设立国营兵工厂的提议具体化的产物。 防卫省还创设了“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资助可应用于军事技术的基础研究。据共同社统计，自该制度启动的2015年度起，9年间共有22所大学获得约27.3亿日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的资助；在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削减的背景下，这一现象表明大学正逐渐被纳入军事研究的体系之中。 这种趋势与政府向日本学术会议施加的压力不无关系，而该会议此前一直持拒绝参与军事研究的立场。 接替安倍内阁的菅义伟内阁，拒绝任命6名对政府安保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为学术会议成员。这种对学术事务的干预，难免会被指责是在推动符合政府方针的军事研究。 威胁自由与民主主义 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指出，美国已形成政府、军队与军需产业一体化的“军工复合体”，“我们必须防止这一复合体威胁我们的自由与民主主义”。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却对无休止的军备扩张敲响了警钟。 他在这次演说中表示：“唯有保持警惕且具备远见的公民，才能引导庞大的军工体系走向和平的手段与目标。” 如今，我们必须将这句话铭记于心并付诸行动。安保法成立后的日本，是否也在形成类似的军工复合体，并推进走向战争的准备工作？对此，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马晓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