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文化反“围剿” - 地方动态

■丁晓强白潇义 回望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上海虽不是红军军事转战的主战场，却是这场伟大革命征程的文化传播枢纽与精神赓续高地。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启震撼世界的战略大转移。而上海文化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文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红军长征精神传播奠定了基础。 上海文化反“围剿”斗争 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源于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得益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与鲁迅的密切合作。冯雪峰于1928年赴上海，经柔石介绍结识鲁迅，成为党联系鲁迅的重要纽带。1931年，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任中央文委书记，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经冯雪峰介绍，鲁迅与瞿秋白相识。瞿秋白数度避居鲁迅家中，渐成知己。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左翼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批判国民党反动文艺思想，文化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3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友谊。二人经常谈论鲁迅，加深了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1934年初，瞿秋白也从上海来到了苏区，主管苏区的教育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冯雪峰踏上了漫漫征途，瞿秋白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 方志敏狱中绝笔的辗转传播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出征，拉开长征的历史序幕。1935年1月，先遣队遭国民党重兵阻击、浴血奋战后失利，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不幸被俘。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等十余万字文稿，凝结着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革命初心。 身陷牢狱的方志敏，通过狱中有良知的看守、探视人员，将文稿分批秘密送出监狱，辗转送往上海，希望设法转交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传播。首批文稿由狱警高家骏之女友程全昭冒险带出，抵达上海后几经周转；后续文稿则由获释狱友胡逸民专程送往上海。两次手稿都交给了上海左翼民主人士胡子婴手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慷慨就义，而他的狱中绝笔，在上海革命者的守护下留存。 直至长征胜利后的1936年，这批文稿终于全部交到重回上海工作的冯雪峰手中。1937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前，把文稿交谢澹如藏于上海银行保险柜中。1939年，谢澹如以上海霞社为名出版《方志敏自传》，收录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冯雪峰主持编选了《可爱的中国》这本方志敏狱中文稿合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2年再由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让烈士的精神广为流传。 鲁迅抱病编印《海上述林》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瑞金后，瞿秋白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斗争，1935年不幸被捕。得知消息的鲁迅设法多方营救，但终因叛徒出卖、瞿秋白身份暴露而未果。临刑时，瞿秋白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他身着中式对襟衫和白色齐膝短裤，神色泰然自若，尽显革命者大无畏的气度。而后，他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为纪念挚友，鲁迅抱病收集瞿秋白的译稿，亲自整理、编辑、校对，编成《海上述林》上下两卷。他精心筹划出版路径，秘密通过内山书店日籍友人，将书稿纸型送往日本东京岩波书店秘密印刷，以“诸夏怀霜社”为化名出版，暗含“华夏缅怀瞿秋白”的深意。 1936年10月2日，距离鲁迅逝世约半个月，《海上述林》上卷运抵上海。两卷合集完整收录了瞿秋白的译作、文论与杂文。这也是鲁迅生前编印的最后一部书。 长征叙事在上海传播 冯雪峰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途中先后担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员、红军大学高级班政治教员。经历了长征，冯雪峰以“曙霞”为笔名，写下了《小茅屋》《渡金沙江》《通过草地》等篇目。 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出长征回忆录征稿通知，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1937年2月全书编订完成，定名《二万五千里》，筛选了100多篇回忆录、诗歌、散文，10首红军歌曲，两份战斗英雄名录，总计30余万字。冯雪峰的《小茅屋》《渡金沙江》《通过草地》均被收录。当时延安没有条件正式铅印出版，只有手抄誊清稿本流传。 1937年春，一套复写誊清稿送到上海，拟择机出版。1937年7月，董健吾以“幽谷”之名，在上海人间书屋的《逸经》杂志第33期、34期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许多情节直接取自《二万五千里》相关篇目。后因抗战时局变化，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冯雪峰以摘选、节选、缩编等方式，使书稿内容得以先行传播。因此，上海出现了多种以《二万五千里》为素材的长征纪实单行本。如上海复兴出版社《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上海自由出版社《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等七八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