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老鼹鼠》杂志网站10月19日文章】题：责任在中国？（作者 意大利社会学家、地缘政治问题撰稿人多梅尼科·莫罗） 　　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27国对华贸易逆差达1030亿欧元，是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向中方发出警告：若正在进行的谈判无法带来实质性改变，欧盟准备充分运用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中方表示，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方认为，中国产品竞争力更强，根源在于自身的创新与技术实力。 　　中国当下的复兴，不仅仅源于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勤劳，也不只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两个通常较少被提及的因素。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依托这一优势能够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节约生产成本。其次，中国具有国家主导规划的优势。中国的五年规划并不设定硬性生产指标，而是根据国家发展需求确定总体目标，其积极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欧洲之所以难以实现创新，根源在于它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生产活动完全服从于跨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如果利润无法得到保障，投资、创新和生产就会陷入停滞。资本会转而投向金融领域或是受保护的垄断行业，或者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总而言之，中国的优势确实源自创新，且这种创新得到了国家的激励。因此，这是一种制度优势。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具有投机性与寄生性，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之上。当这套模式遇到阻碍时，比如面对中国这样保障国家主权与独立的经济体，西欧和美国就会陷入困境。 　　受现有社会结构的制约，欧洲无法响应中国关于创新的倡议。尽管欧盟一贯主张自由市场，但保护主义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加码。同时，新一轮生产外迁浪潮势必出现：欧洲企业会把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区。去工业化叠加人工智能发展，将会冲击西欧的社会结构，进而造成政治体系动荡。 　　不过，还存在另一条出路。我们需要转变发展范式，摒弃重商主义模式，该模式依赖出口与低薪资，其代价是国内市场因财政紧缩而持续低迷。同时，我们也需要抛弃新自由主义范式，这一范式以私有化为核心，让政治与国家屈从于私营企业、自由市场和利润。 　　国家必须重新发挥引领作用。但不难看出，要实现这个目标，整个欧盟都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