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海外重要智库研究报告摘介 报告名称：《在通往超级人工智能的不确定道路上，美国确保地缘政治优势的战略》 出版智库：兰德公司 报告作者：该智库通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乔尔·普雷德、研究员本杰明·波尔多等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引言 前沿人工智能仍在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超级智能的出现是可能的。尽管进展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但超级智能潜在的变革性意义，要求人们未雨绸缪制定战略。因为这项行动利害攸关，不仅关乎地缘政治，也关乎人类的生存与能动性。那么，美国的战略应该是什么？美国应该垄断前沿技术并追求人工智能霸权吗？应该与对手共同开发先进人工智能吗？应遏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吗？应暂停并冻结其研发吗？在竞争背景下，其他大国和地缘政治对手面对同样这些选择又将何去何从？本文提出五点论断： 第一，在前沿人工智能沿未定路径走向超级智能的过程中，有七种原型战略可用于对它的治理。 第二，每种战略是否明智、是否可行，取决于关于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的五项关键不确定性。 第三，过早选定其中一种战略，将会削弱其余战略所依赖的能力、关系与优势，从而锁闭其他战略。然而，迟迟不作出承诺也会自然扼杀这些战略，因为这些战略的安全架构基础将得不到构建。关键在于弄清：哪些基础必须提前建成，以及到何时就必须做出承诺。 第四，危机出现时再切换战略则耗时耗力；突然强行切换还可能破坏稳定。承诺的能力必须有意识地提前建构。 第五，在竞争环境中，围绕该安全架构进行建设与展示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向对手发出信号；因此，美国应有意识地释放信号，塑造对手的设想与选项，同时认清哪些信号有利于美国、哪些不利。因此，我们推荐“行动自由”战略：构建并保有行动自由，在通往超级智能的过渡期确保地缘政治优势，保障人类能保有自由意志地生存。 七种原型战略 关于如何沿通往先进人工智能的道路前进，七种原型战略主导着美国当前的辩论。这些战略分为三大类；每种战略在公共辩论中都有其经典表述、一套制胜理论，以及一种结构性缺陷。 ·共存战略 共存战略类别（1—3）接受如下认知：美国既需要构建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生态系统，也需要维护稳定的安全架构；分歧在于如何建设。 1.支配。美国引领前沿开发，并把这种领先转化为塑造全球秩序的杠杆；同时通过出口管制、网络行动和供应链封锁加速自身发展、压制对手的项目。多元主义或许能在亲密伙伴之间存续，但条件由主导者设定，且可能被主导者撤销。 2.共同开发。这一战略认为，任何行为体都无法在单边竞赛中可持续地获胜，因此美国应该牵头组建一个至少包含中国的联盟，在共同治理、集中算力和多层级核查与监测之下，共同开发安全的超级智能。 3.做好准备。既然既无法获得决定性优势，也无法实现正式合作，美国可以通过非正式协调来推进共存的准备工作，包括自愿性承诺、分阶段部署、独立评估、事故报告，以及承受人工智能事故并从中恢复的内部能力。 ·拒止战略 拒止战略类别（4—6）的判定是危险已经迫近、共存并不可行，其目标是阻止先进人工智能的出现或战胜它，而不是推进其建设。 4.暂停。“暂停”战略的支持者认为，先进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风险已迫在眉睫，因此美国应推动对超过特定门槛的人工智能研发实施可核查的全球性暂停，或许能为共存研究争取时间。 5.遏阻。这一路线认为，在合作基础上对超级智能研发采取克制态度不具可行性，但克制可以通过压制手段实现，概括来说就是“相互确保人工智能失灵”框架。这一策略建议美国一方面停止本国在既定门槛以上的前沿开发，另一方面运用国家力量的全部工具，在危险能力形成之前阻止、必要时摧毁他国研发项目，为共存研究的成功争取时间。 6.社会存续。当一切预防性战略都已失败或被判定不可行、共存又被判定为不可能时，剩下的目标便是生存——让部分人类群体保有能动性。其建议美国建设位置分散、自给自足、能抵御人工智能威胁的定居点。 ·加速战略 7.加速。这一战略认为：限制人工智能发展的危险，大于人工智能发展本身的危险；新的安全架构还很可能干扰有益的发展。其典型代表是有效加速论以及类似的技术乐观论。美国依靠市场、竞争和快速迭代，把安全作为有用人工智能的副产品生产出来；消除监管摩擦，则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充裕。 五项关键不确定性 决策者倾向于哪种战略，取决于对五项关键不确定性的判断。每一项都是关于世界的发问，其答案总是会利好某些战略、而不利于另一些。在这些问题上，专家们观点不一且言之成理；现有证据不足以消除他们的分歧。 ·危险的迫近程度 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的危险有多近？这里的危险指对大规模危及人类生存与能动性的风险，包括造成重大死伤的人工智能滥用、连锁性的社会危害，以及由人工智能助长或驱动的态势升级，导致灾难性冲突与失控的危险。前沿人工智能能力正在迅速提升，但专家们对于这些系统是否可能构成此类风险、何时会构成风险，看法不一。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就应倾向于那些争取时间、增强防御、提高韧性的战略。如果危险并不紧迫，或者人类不推进先进人工智能反而更危险，则更应加速发展人工智能。 ·共存的可行性 人类能否与先进人工智能共存，同时保有能动性？共存在这里指一种稳定状态：在先进人工智能大规模运行的同时，人类仍具备各项自主能力。如果共存可行，建设与部署先进人工智能的战略就更有吸引力。如果共存不可行，就更宜转向限制或压制开发，或以其他手段保护人类文明。 ·克制的可行性 各国政府与企业能否合作，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这个问题取决于：对协议的核查是否可能；竞争压力之下的合作能否持久；以及政府与企业是否愿意为了长期稳定而牺牲短期优势。如果克制可行，合作性战略就成为可选项。如果不可行，则克制路径只能通过更具强制性的执法来实现。 ·决定性战略优势 某个单一行为体能否获得并维持对其竞争对手的决定性战略、军事或经济优势？优势分为不同程度：从领先者的略微占优，到绝对无法挑战的领先地位。这一关键变量问的是程度最高的那种：能否实现并长期保持压倒性优势。如果决定性优势可以实现，且美国认为自身能够维持支配地位，单边战略或许是明智的。如果决定性优势无法实现（无论由于扩散还是其他原因），那么任何单一行为体，都无法借人工智能技术号令全球。 ·压制的可行性 如果合作失败，能否通过技术管制、威慑、武力或其他手段，强行压制本国或对手人工智能项目的开发？压制可以是直接的，比如削弱项目本身；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以经济和军事压力强迫其停止。这一关键问题取决于某种措施组合能否可靠地阻止开发。如果压制可行，威慑就成为可能。如果不可行，那么即使别人保持克制，某个行为体也可以自行推进危险的开发行为而无惧被压制。 选项被锁闭的风险 七种战略都依赖于对上述关键问题的判断，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让人们得出结论。如果选择其中一种战略，就可能锁闭其他战略。所谓锁闭，是指某些行动或事态发展导致实施另一战略的某前提条件不成立了，且这个前提消失的时间久到该战略在所需时间窗口内来不及被重新确立。有些事态甚至可能以不可逆的方式锁闭某项战略。 我们识别出五种实际存在的锁闭机制： ·制度性衰退 制度性衰退是指专业知识、组织知识或必要基础设施与国家能力的萎缩，导致战略被锁闭。比如，“共同开发”与“暂停”战略依赖于信任、外交渠道和前所未有的核查机制；这些机制或是尚未建成，或是如果不加维护就会效力衰减。这些战略选项，可能在并没有人决定放弃的情况下就自行消失。制度性衰退同样可能锁闭“加速”战略，比如，快速部署所需要的许可、能源与监管能力没有建成。有些制度性锁闭是突然发生的，也容易认定具体时间，比如退出某项国际机制；另一些锁闭则可能源于逐渐的衰败。受危机驱动才采取行动可能并不够；比如，任何对疫情的协调应对速度，都取决于早在疫情之前就建成的监测网络、实验室和法律授权。美国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展示了这种锁闭骤然发生的形式：一套核查机制与空中侦察专业能力，因一项决定而被解散，且两者都无法轻易恢复。 ·部署锁定 部署锁定会锁闭某些战略，是因为技术嵌入已经非常深，以至于推翻先前部署的社会经济学成本令人难以接受。随着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经济或制度生活，停止的代价会变得高昂。锁定与路径依赖可以锁闭“暂停”战略：它会在政治经济领域形成对放慢人工智能开发提议的强大反对力量。锁定也会减少“共同开发”与“威慑”所需的国内治理筹码：“共同开发”战略需要把前沿开发纳入国际轨道，“威慑”战略需要彻底压制超级智能。对人工智能不断加深的依赖，会削弱“社会存续”这一本应在前者全部失败之后仍然可用的战略。单项部署决策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且在实施时是可逆的；但加到一起便昂贵到无法走回头路；而且损失只会在依赖程度已经很深时才会显现。碳基能源基础设施就是这一机制的例子：一个世纪里一个个合理的部署决策，造就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即便对危害达成广泛共识，也无法迅速摆脱依赖。 ·地缘政治层面的既成事实 地缘政治层面的既成事实从外部锁闭某些选项。假设北京把人工智能领先转化为既成事实：在人工智能赋能的目标锁定与自主系统帮助下攻下台湾；或者成功输出其人工智能模型，使其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在用基础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中国”在纸面上或许仍是可选项，但领导人可能会认为执行起来代价太高。因此，所有建立在对抗中国前提下的战略，相当于都被锁闭了。“支配地位”战略是最明显的受害者，因为它的取胜条件就是独占人工智能领导地位。一旦北京方面牢牢确立决定性领先优势，美国争取支配地位的尝试便失去意义；此时再考虑其余的战略则为时已晚，因为对手已经完成动员。原则上，竞争对手的成功可以使七种战略全部失去意义，因为这条演进路径的性质与扩散和衰退不同，它是另一个国家的成功强加给美国的。 ·能动性侵蚀 能动性削弱会从根本上损害实施任何战略选项的能力。所有战略都基于一种设定：人类拥有作出选择并依照选择采取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自行衰退，出于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认知任务外包，以及不断把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累积效应。其结果就是，某项战略选项在名义上仍然可行，但人类实际执行该选项的能力却不断流失。这正是为什么，在能动性削弱接近无可挽回的临界点之前识别出这一趋势，是监测工作的核心任务。 ·认知锁闭 认知锁闭可通过知识的扩散来压缩可选项。一旦模型权重、训练方法或专业人才越出受控边界，“支配”战略赖以成立的独占领先地位就可能无法重建；“支配”“共同开发”“暂停”与“威慑”战略从受控的前沿技术中获得的筹码，也会随之侵蚀。这种锁闭可能迅速发生且过程可见（因为开源权重发布或重大泄密都是可确定时间节点的事件），并且一旦发生，基本上不可逆。 专家认为，依靠管控软件、模型权重这类非实物资产的传播来实现治理，是最难维系的治理模式。当然，技术扩散本身也会带来收益，例如推广美国的技术与标准、扩大安全研究人才基础，因此扩散对战略空间产生的净效应尚存争议。本文提出的锁闭概念范围更窄：具体而言，无论扩散能带来何种益处，独占性领先优势一旦随扩散消失，就难以恢复。 过早投入与拖延选择都会锁闭选项。 表面上看，决策者面临两种选择：立刻投入，或是被动等待证据明朗，以此厘清关键变量。但这种二分法误解了当下真正要做的决策。“过早投入”和“搁置选择”都可能通过前述机制引发锁闭，这正是新兴技术治理面临的经典困境。 过早投入某一战略会由于某些主动措施触发锁闭。例如，如果选择推行“支配”战略，那么“共同开发”战略与“暂停”战略所依赖的合作渠道、核查机制以及共同评估框架就可能萎缩。原因在于，全力争夺决定性领先地位的逻辑，会压低上述战略所需各类制度机制的优先级。 而搁置选择，则会因不作为而触发锁闭。多项战略都需要“长周期前置能力”：算力新型核查技术、外交沟通渠道、评估机构，以及深厚的共存研究基础。在决策者等待确凿证据的这段时间里，这些能力会随着制度衰退而不断损耗。 想要规避战略锁闭风险，美国应当主动搭建并维护覆盖全部战略空间的基础能力；在关键变量的证据充分时再做出战略投入；并且审慎决策，保留或舍弃一些能力。后文将这套思路提炼为“行动自由战略”。 竞争环境下的人工智能战略 前文对锁闭风险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在“单一行为体”框架下展开的，仿佛美国可以独立做出战略抉择。然而，美国的对手与伙伴国，在通往超级智能的不确定道路上，也面临着如何管控前沿人工智能的战略选择；而这些国家的决策，会反过来决定美国有哪些可行、合理的选项。 事实上，在竞争环境中，人工智能战略既是一套行动框架，同时也是一种信号。它会暴露该国对技术能力增速的判断、一项优势是否具备决定性，以及对手是可以共存，还是必须被压制。作为回应，对手会解读美国释放的信号，并随之调整布局、投入资源、做对冲准备、加快研发，或是自我克制。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们推断出的美国所规划的未来。同时对手也会释放自身信号，华盛顿方面同样需要解读。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释放什么信号、对谁释放、何时释放。 第一，美国选择信号时，应当考量其对战略空间产生的影响，优先选择能够扩大美国优势与行动自由，或是促使对手走向克制的信号；同时审慎评估那些可能锁闭美国自身选项或是坚定对手对抗决心的信号。 第二，美国对于“不予公开的信息”，应当像对待对外披露的信息一样进行精心管控。如果明确说明在何种条件下会动用某项能力，对手就可以针对性地制定预案。例如，美国的航母部署与军售表明，美国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但官方不明确表态实际会采取何种行动，这就迫使中方规划多种应急预案。 维护行动自由的战略 前文已经阐明：美国既需要构建一套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生态体系，也需要搭建安全架构，保障通往这一目标的发展路径保持稳定。然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七项战略，依托现有证据尚无法进行客观优劣排序；并且相关证据的完善节奏，未必能跟上决策所需的时间窗口。过早选定战略或是推迟决策，都会锁闭其他战略备选方案；而危机爆发之后再转换战略，不仅反应迟缓、代价高昂，部分情况下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此外，在大国竞争博弈中，任何一项战略投入都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竞争态势，影响对手的战略选择。 基于以上结论，美国应当在整个战略空间内建设并保留多重备选方案，持续投入资源以维持那些具有时效性的备选选项；释放信号，同时可信地保留威慑与合作两条路径；并随时做好准备，在窗口期出现时抓住优势机遇，在证据明确支持某一战略时果断落地实施。本文将这套思路称为“行动自由战略”。 ·总体目标 “行动自由战略”的目标：构建并保有能力，使美国能够维护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并确保人类在迈向超级智能的转型过程中保有主体能动性、存续下去。这一战略需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在机遇窗口出现时把握优势，并在不确定性逐渐明朗之后，选择七项战略中合适的一项加以实施。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保持战略可选性，是保障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人类存续且保有主体能动性的最可靠手段。 “行动自由战略”的取胜状态：美国持续保有能力，一旦证据倾向于七项战略中的某一项，便可及时落地实施该项战略。但该战略存在结构性缺陷：为保留各类备选方案而搭建的整套机制，会形成一股利益群体，倾向于维持选项的备选状态；即便证据已经明朗，也会抵制做出最终战略投入。 投入：美国必须建设什么 美国必须搭建人机共生生态体系（目标1）、人工智能安全架构的各项组成要件（目标2）、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事业体系（目标3），以及公民、企业与政府的响应能力（目标4）。无论未来走向哪一种情景，这些都属于值得开展的短期投入项目；其中不少工作存在前置周期，必须即刻着手建设。 目标1：构建人机共生生态系统。这一目标服务于“人类与先进人工智能共存且人类能动性完好无损”的未来。它的建设周期可能很长。这包括：推进并维持人工智能安全与共存研究基础。资助有助于让先进人工智能可控、有边界、可被关闭的科学；让许多独立的研究路线保持活跃。建设维护人类能动性的工具与机构。建立共享收益与合法性的安排。让社会为人工智能引发的动荡做好准备。塑造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激励结构与形态。 目标2：构建人工智能安全架构。人工智能安全架构，是让美国能够推进并保障自身人工智能开发进展、探测危险的人工智能事态、核查他国行为、遏制事故、管理地缘政治与技术风险、并向鲁莽行为体剥夺能力的一组技术与制度能力。具体包括多项能力：态势感知；算力可视化与治理；事故探测、遏制与响应；核查、监测与合作性基础设施；威慑与执法；反人工智能与韧性；国内治理与执法能力。 目标3：改造既有国家安全架构与机构。守护美国的那些既有机构与能力（包括核事业、生物安全、常规军事力量、情报共同体、反恐与网络安全），每一项都必须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作出调整。外交与经济治国方略，同样需要这种调整；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在使命与运作两个层面，可能都需要被重新构想。 目标4：构建公民、企业与政府的应对能力。这一目标建设的，是该战略需要调用的人与制度的准备程度。 此外，还有另外三个目标。 目标5：监测迹象与预警。监测是一种常备能力，其目的是看得足够清楚：哪些战略仍然开放，哪些正在关闭，以及证据何时已经明朗到足以行动。监测的对象之一，是五个关键问题。美国将主动寻找关于危险迫近程度、共存可行性、克制可行性、决定性优势与压制可行性的迹象，同时记录每种战略决策时钟的剩余时限。 目标6：防范灾难与锁定。这一目标在证据到来之前守护战略空间。争取到的时间越长，其他各种开放选项保持得越久。 目标7：夺取优势，审慎释放信号。优势之窗，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而“如何夺取优势”本身，就是会被对手阅读的信号。每一步行动，都要兼顾它夺取的优势，与它发出的信息。 资源与权衡 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经得起资源可得性的检验。诚然，本文不详细评估成本，但我们确实试图为这笔账提供数量级层面的梳理：这项承诺的规模大致有多大，制约因素在哪里，该战略又迫使人们作出哪些权衡。有一点需要明确：美国要作出的承诺，是一次全社会的、制度性的转向，而不是某个单一项目。 过去一个世纪，美国至少完成过两次这类转向。冷战早期，1947年《国家安全法》出台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随之而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与朝鲜战争随后在两年内把防务开支扩大了约3倍。再后来，“9·11”事件发生后，国土安全部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4年内组建完毕；此后20年，国土安全开支累计达到万亿美元的数量级；情报与执法力量的关注焦点被重新调整。 这些战略重新调整的结果好坏参半，尤其是“9·11”之后的转向可能导致了战线过长与资源浪费。但两个案例都表明：衡量这种承诺的尺度，是跨越几届政府的社会与制度层面的关注，而不是某一笔预算。（朱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