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学者评高市早苗执政一年表现 高市执政一年实际取得的明确成果并不多，主打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近极限。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其政权正朝着优先追求“强大国家”而非民生基础的方向发展。政策重心似乎正逐渐转向强化防卫力量。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10月14日刊登记者田中裕之、高良骏辅和森口沙织合写的一篇报道，题为《高市执政一周年》，全文如下： 21日是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位女首相一周年。她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在上届特别国会上推动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及副首都法，这些法案被纳入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其政策与国民对物价高涨应对措施等的期待存在偏差。应如何评价高市首相这一年的执政表现呢？ “负责任的积极财政”面临极限（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牧原出） 在高市出任党总裁之前，如何争取近年来势力不断壮大的右翼群体支持，一直是自民党面临的一大课题。公明党退出联合政权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促使自民党推出了更加鲜明地针对右翼群体的政策。结果，该党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这并非仅用“舆论右倾化”一词就能解释。立宪民主党等政党所坚持的“护宪”（维护和平宪法）及“反核电”等传统左翼与自由派势力的对抗主张，已逐渐失去号召力，这一因素影响巨大。例如，尽管许多国民渴望和平，但鉴于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也感到“战争可能会由对方挑起”。因此，“自民党想要发动战争”这种批评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果左派或自由派阵营无法提出新的对抗主轴，日本政治未来的格局甚至可能不再是“自民党对阵左派”，而是演变为“自民党对阵更右翼的势力”。 在此背景下，高市本人实际取得的明确成果其实并不多，大概只有“积极财政”这一项。其强化防卫力量的路线，也是建立在安倍晋三与岸田文雄这两位长期执政者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上的。尽管安倍与岸田属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家，但自民党内部政治光谱的广泛性维系了政局的稳定。此时，作为女性且非世袭出身的政治家，高市的登场带来了新鲜感与期待。 高市之所以获得支持，部分原因在于她给人留下了“敢于直言”的政治家形象。安倍去世后，自民党内鲜有像高市那样主张右翼立场的重量级政治家，这种直率的风格对支持者极具吸引力。不过，她也曾因在国会答辩时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从而引发了导致日中关系恶化的负面后果。 此外，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时常提出惊人主张，导致与自民党产生摩擦。由于往往由高市出面收拾残局，即便最终未产生实质成果，这种局面也营造出了一种她具备领导力的印象。 她主打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近极限。市场对此表现出高度警惕，美国方面也在密切关注。尽管本应从“安倍经济学”时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及新冠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政策转向新模式，但给人感觉高市对现状的认知存在偏差。国会运作也完全不到位，在特别国会期间，面对参议院内执政党处于少数这一现实，缺乏相应的应对策略。 高市被评价为不愿听取他人意见，且与安倍政权相比，其官邸幕僚团队较为薄弱。看不出有什么能孕育新政策的机制。若不与人会面、不汲取新政策的灵感，首相最终只会陷入重复旧路。 过去这一年里，高市作为首位女首相登场，赢得了保守派的支持并胜选。或许可以说，她已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我认为“缺乏政策输入（新思路）的政权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因此她恐怕难以维持长期执政。 政策中体现的“理性主义”（丽泽大学教授八木秀次） 高市首相在过去一年里回应了保守派的期待，给人留下了政绩良好的印象。这不仅归功于2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胜、在野党势力减弱，还得益于执政联盟伙伴从公明党变更为日本维新会这一重大变化。尽管高市当选了党总裁，但一度因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而面临无法出任首相的危机，是维新会挽救了这一局面。可以说，正是与维新会结成执政联盟，各项事务才开始顺利运转。 高市虽然重视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内容以及与维新会高层的人际关系，但也并非全盘接受维新会的主张——例如在“副首都法”等问题上，她并未照单全收。 高市并非那种主张安保或经济政策等主流议题的政治家，而是一直致力于推动诸如国旗损毁处罚法或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小众”政策的政治家。结果，她实际上是在补充并完善其“政治导师”——前首相安倍晋三所推进的安保等重大政策，使其更趋于成熟。 此外，她还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包括修订《皇室典范》在内的安倍遗留课题。通过继承安倍的路线，她巩固了政权的支持基础，政权运营看起来也相当顺畅。 尽管有人指出高市与党内人士及商界领袖的聚餐较少，但这或许是因为她是一位性格干练、讲求实效的理性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也体现在她的政策主张上。高市本人似乎并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她提出要“挑战那些会导致舆论分裂的政策”，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她之所以着手加强情报（信息收集与分析）功能或推动关于修订安保相关三文件的讨论，纯粹是出于对国家职能必要性的考量。她并没有像安倍那样提出“摆脱战后体制”之类的宏大叙事，其出于必要性而提出的政策，恰好迎合了保守派人士的诉求。 若要谋求长期执政，当务之急或许在于，高市女士需向国民通俗易懂地解释她认为合理的事项。尽管高市女士致力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但因记者会次数较少且对外发声不足，外界很难看清她的施政意图。若能合理解释为何当下需要某项政策，并争取国民的理解与认同，或许能进一步扩大支持度。 女性面临的困境被搁置（同志社大学教授冈野八代） 在高市政权成立之初，我曾怀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是因为，观察高市首相就任前的政治姿态——例如她对战争责任的看法以及针对低保领取者的言论——我感到她是一位优先向自身支持群体发声而非倾听多元声音的政治家。不过，我也曾抱有一丝期待，认为一旦成为行政首长，她的视野或许会变得开阔，从而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执政风格。 然而，回首这一年，遗憾的是，我感到当初的担忧已然成为现实。 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该政权正朝着优先追求“强大国家”而非民众生活及民生基础的方向发展。在防卫费增加及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社会保障、教育及福利等领域却可能受到挤压。国家预算终归有限，由此产生的负担最终必然会转嫁到国民生活中。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最容易受到影响。 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远不止物价高涨这一项。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女性贫困以及教育差距等结构性问题层层累积。特别是日本社会至今仍深受“男性支撑家庭”这一观念的影响，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建立在这一机制之上。结果，女性不仅承担着包括照护和育儿在内的“照料劳动”重担，在经济上也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曾有不少人期待出现一位女性首相。对于那些对男性主导的政治感到窒息的人来说，这不仅带来了一种革新感，也寄托了“或许她能理解女性的艰辛”的希望。在那些经历过职业发展、家庭照护等历程的女性群体中，也曾有过“自己的声音或许能被听见”的期盼。 然而，女性出任首相并不等同于性别平等的推进。关键在于，这位政治家是否致力于纠正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与差距。纵观过去一年，很难看出高市政权正视了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真正需要的并非诸如限期两年的下调食品消费税之类的权宜之计。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工资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大企业等承担相应责任，并通过再分配构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作为国家最重要职能之一的“再分配”功能，目前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此外，政策重心似乎正逐渐转向强化防卫力量。该政权或许是凭借过去一年来居高不下的内阁支持率而信心倍增，并试图进一步加速这一趋势。我对此感到担忧，认为这是向“战时经济”——以战争为前提重组产业与财政——转型的开端。 比起高市首相身为女性这一事实，更应受到审视的是，这个政权描绘了怎样的国家蓝图？为此实施了何种政策？预算又将投向何处？每一位选民都有必要仔细审视这一发展方向。 致力于下调消费税 高市首相于7月宣布了一项方针，计划从明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8%下调至1%，实施期限为两年。她力争在本届临时国会上促成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在外交方面，她于今年3月首次访美并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彰显了牢靠的日美同盟关系。然而，自去年11月就“台湾有事”问题作出答辩以来，日中关系一直处于冷淡状态。根据《每日新闻》9月份的民意调查，内阁支持率为45%，超过了不支持率（40%）。（陈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