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专家认为巴西正经历首场“不稳定无产阶级”选举 斯坦丁说，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影响正在全球蔓延，在今年的巴西选举中也显示出其力量。2018年的巴西大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崛起，但主要原因是民众对犯罪和腐败的愤怒。相比之下，现在尽管巴西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卢拉却面临困难。此外，斯坦丁还担心新一轮的极右翼浪潮将对年轻的无产阶级造成伤害。 【本刊讯】巴西《圣保罗报》网站10月18日发表记者亚历克萨·萨洛芒的一篇文章，题为《英国经济学家称巴西正经历首场“不稳定无产阶级”选举》，摘要如下： 15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出版了《不稳定无产阶级：新的危险阶级》一书，使一个随着劳动关系灵活化推进而壮大的新社会群体的概念广为流行。 正如其名，“不稳定无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经济不安全感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薄弱，未来前景渺茫。斯坦丁还在书中警告，这一新阶级在未来几年的壮大可能引发深刻的政治变化，包括支持极端主义运动的崛起。 “不幸的是，我的警告或预测成了现实。”斯坦丁对《圣保罗报》说。他还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为例来说明这种政治趋势。 在这位研究者看来，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影响正在全球蔓延，在今年的巴西选举中也显示出其力量。 “巴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幸的是，我会把你们当前的总统选举称为第一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选举，因为它正由这一新的阶级结构所决定。”以下是采访的主要摘录。 问：在巴西，我们试图理解社会变化与右翼崛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但在讨论这一点之前，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个概念，是哪些转变让您早就识别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出现？ 答：当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开始产生过多不平等和不安全感时，尤其是当右翼政治势力和传统经济学家开始捍卫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削弱对劳动者的保护并降低社会政策的普惠性之后，我意识到不稳定无产阶级正作为新的群众阶级出现。 当时让我悲伤和愤怒的是，老牌左派政党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正在兴起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他们未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变革潜力的阶级。他们选择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同时希望用更多由国家主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减轻其负面影响。 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产生了我说的食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收入、地位和权力流向资产所有者——包括金融资产、知识产权和实物资产——而依赖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却越来越小。因此，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 不幸的是，巴西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人和英国的新工党那样。 问：15年过去了，这个概念没有变化吗？ 答：自从我的书第一版于2011年出版以来，不稳定无产阶级已从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变成一个更具自我意识的阶级，而且必须将其置于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中来看待：位于它之上的所有阶级都是食利者。 但不稳定无产阶级是什么？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它有着独特的生产关系——工作和就业模式。它正习惯于接受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尽管它前所未有地成为第一个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其所从事工作要求的大规模工人阶级。 此外，他们必须完成国家强加的无偿任务，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例如浪费时间排队、填写表格和其他要求以获得福利或公共服务）。 第二，不稳定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依赖现金工资，无法获得由权利保障的非工资或国家福利。不稳定无产阶级失去了对公共资源的获取，而这些资源在历史上曾属于穷人。这是对国家怨恨的另一个来源。 这也是第一个被负债系统性剥削的群众阶级，反映了社会金融化和实际工资停滞不前。长期负债也是民众对老左派不满的根源之一，因为在左翼政府的统治下，金融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债务扼杀了人们对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生活会得到改善的希望。 第三，不稳定无产阶级经历着一种失去国家所提供保障和权利的感觉。这让我们理解不稳定的真正含义：这个阶级的成员感觉自己几乎像乞丐，不得不向房东、雇主、学校、父母和官僚乞求恩惠。左翼为这一切提供了出路吗？实际上，没有。 但不稳定无产阶级仍处于形成阶段，内部存在分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部分，我称之为返祖者。他们缅怀过去，或者幻想过去比现在更好，因此听信那些围绕家庭、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概念、承诺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者。 相比之下，不稳定无产阶级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部分，我称之为进步者。他们被鼓励上大学，承诺一个安全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并不存在。他们不会投票给极右翼，但也不想保留旧的官僚体制。他们正在寻找一种全新的、理想化的政治模式，但在现有的政治光谱中却找不到。 问：2011年在书中，您已经谈到了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潜力。有证据表明它促成了右翼的崛起，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 答：不幸的是，我的警告或预测成了现实。在书的第一页，我警告说，除非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渴望被理解并转化为一种新政治，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怪物的出现。不幸的是，它于2016年出现，此后被其他怪物模仿。 问：您说的是特朗普？ 答：是的。返祖者在那里被动员起来。希拉里·克林顿称返祖者为可悲者，而批评那些实际上被塑造他们的教育体系抛弃的人，是无法赢得人心的。我试图在我的新书《人力资本：教育公共资源的悲剧》中解释这一点（该书批判教育变为劳动力市场培训工具，而牺牲个人的知识、文化和政治培养）。 问：您论证慢性负债是不稳定无产阶级恨意的来源，而巴西的家庭负债已达到创纪录水平。这究竟会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 答：负债的那部分不稳定无产阶级知道，一次事故、一场疾病或一个错误就可能使其陷入贫困并失去住房。慢性不安全感使人变得不宽容、缺乏同理心。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指出高度不平等与普遍负债相结合将导致暴政的人。 问：在巴西等新兴国家，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非正规就业是劳动力市场由来已久的特征。那么，“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能否像在发达国家那样适用于巴西呢？ 答：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非正规劳动或就业的概念。它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我喜欢非正规就业！但撇开这一点不谈，从事小规模生产或独立工作的人并不真正属于“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范畴，后者指的是那些必须依赖有薪工作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不稳定无产阶级是旧无产阶级的继承者。不稳定无产阶级失去了无产阶级曾经争取到的社会权利——法国人称之为“既得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沿用旧模式。 我确认不稳定无产阶级存在于全世界。我的书被翻译成25种语言，世界各地的人写信给我，讲述他们如何属于这个阶级。 巴西的情况非常特殊。不幸的是，我会把你们当前的总统选举称为首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选举，因为它正由这一新的阶级结构所决定。 由于食利资本主义和金融化，上层阶级——财阀统治阶级（极其富有的人）、精英阶层（身居要职的人）和工薪阶层（拥有稳定工作的劳动者）——与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福利国家脱节，并且往往会支持极右翼，即使其中一些人厌恶极右翼的粗俗和反民主的核心。 问：将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描述为该国首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选举，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为什么不是2018年呢？那一年巴西选出了现任候选人的父亲雅伊尔·博索纳罗。 答：我认为2018年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崛起，但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犯罪和腐败的愤怒。相比之下，现在尽管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卢拉却面临困难。 我担心博索纳罗的另一个总统任期实际上会遵循特朗普模式，正如他们公开承诺的那样。 这场悲剧的发生，部分原因在于巴西左翼停留在过去。它未能触及不稳定无产阶级。2003年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至关重要的是，它本应标志着巴西社会向普世主义新社会迈进，而不是巩固官僚主义和家长式作风。 尽管有过迷人的经验，左翼并未在通过基本收入提供普遍基本保障方面取得进展。 我担心新一轮的极右翼浪潮将对年轻的无产阶级造成可怕的伤害。但劳工党不应为此负责。我的好友爱德华多·苏普利西、卢拉总统以及他们那一代的人，为我们走出上一波独裁统治的黑暗铺平了道路。因此，指责他们未能代表当今的无产阶级发声，似乎并不公平。这种声音必须来自无产阶级内部进步人士的呼声。斗争仍在继续。（洪慕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