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信息20260929 - 参阅信息

国内外重要行业动态 据新华财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据新华财经报道，德国联邦太阳能行业联合会28日发布公报称，截至9月27日，德国今年以来太阳能发电量已达到902亿千瓦时，超过2025年全年的900亿千瓦时。 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已然破局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进入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虽然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差异很大，但发展的对象和价值创造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过去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建设规模，做增量，依托房地产开发等方式阶段性释放土地价值，进行价值创造，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投资和现金流循环。进入存量时代以后，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既有的空间功能改善、效率提升和品质更新。“严控大拆大建”、“鼓励微更新和有机更新”，已成为当前明确的政策取向。与增量开发相比，存量更新面对的并不是一块可以重新规划的“净地”，而是已经形成的街区、社区、村庄和各种低效空间。这些空间背后既有复杂的产权关系，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使用需求，更需要通过后期运营、产业导入和消费培育来直接为城市创造经济增长，实现价值提升。 由此带来的变化，不只是项目规模和更新尺度，更是城市更新参与主体、投资方式和价值创造机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当城市更新越来越难以依靠一个大开发商来“兜底”完成之时；当政府财政日益困难，债务负担日渐沉重之际；当政府资金来源变得越来越“好说不好办”的时候，政府应当如何组织和协调城市的不同主体，利用分散的投资、空间和经营活动来实现城市更新，实现城市价值的可持续增长，这已经成为中国的城市更新能不能顺利推进下去的关键问题。 如果中国式的城市更新不能顺利推进下去，那么自然就会有人主张，还是要回到“大投资”的时代，即便债务已经超过“百万亿大关”。因为“债多了不愁”，“反正也就是这样”了，“别的办法也没有”了。陈功教授曾经坦率的指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我否定，只要看看现在所有42家上市银行全部集体“破净”的现实，就可知道这种想法实际是一种可怕的不可承受之重。 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源自于智库学者，而不是大学。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指出，“多元主体”、“多种方式”以及“多样性成果”，这“三多”是中国式城市更新的核心，也是破解、解决上述城市更新难题的关键。城市更新绝非是“穷途末路”，更非“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的政策部门，实际只是不熟悉这个套路！也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陈功教授提出了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性政策，就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政策解决方案以及大政策概念，目的就是解决“怎么做”和“如何做”的问题。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就是这样的战略性政策。陈功教授为此考察了成都锦江区的幸福巷社区（三圣街道），这个相对边缘的区域对于成都来说并不起眼，但陈功先生却认为对城市更新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这是一个城市边缘地区的旧城（村）改造，政府主管是非常基层的部门，但管理有效，成效显著，政策操作很有章法。尤其是社区的微自治，井井有条，导致整个社区的品质远超一般城市的管理水平，幽静中有热闹，热闹中有安宁，政府“以小撬大”仅使用了很少的投资，就让这片区域发展成为喧嚣城市中一片截然不同的、有格调的社区。 其次，发展主体是多元的，甚至是自发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主体，有些是建筑师，有些是文化人，有些是成熟的投资人，有些是创业者，还有受到带动影响的普通村民，他们中的不少人倾尽心血打造“院子文化”精品，让原本大小不一、仅是做生意的院子，发展成为景观艺术品。这种多样性的成果，实际是确保可持续消费增长的真实基础，千篇一律，无论投资多少，名头大小，都是无法替代“百花齐放”这一点的。 第三，多元主体的条件下，社区关系的处理非常重要。在幸福巷社区，出租土地的协议是“多种方式”进行的，开始的时候是集中转给村集体，后来就放开由村民自行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有一家或几家共同向投资者协商出租土地，每年获取租金收益的同时，也有土地的出租方（村民）基于个人意愿而作为雇员加入经营工作，再拿取工资的。这样村民就有了两份收入，外加一份固定工作，非常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实际上，只要公开透明，合理合法，多种方式并存的灵活性，将会更加有利于多元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推动城市更新的成功，而政府的治理，应该更加集中着眼于社区整体以及总的目的和目标。 第四，通过旧城改造，成都锦江社区现在呈现的空间形式非常丰富，基本实现了多样性的消费生态。有咖啡馆，有茶馆；有云南大理风格的精品院子，也现代风格的餐厅和院落；有讲求设计风格的民宿，也有典型四川风格的屋舍，甚至因为多样性的丰富多彩，还有专门婚礼摄影的门店。这种非常接地气的多样性场景，保证了消费选择不会轻易出现疲劳，这是那种集中式大卖场难以实现的，更是网上消费所难以获得的，因而具有相对耐久的竞争力。 第五，城市更新的资金问题，过去长期以来就是政府财政的一个负担，转为多元主体之后，很多主体的资金是通过“卖房”筹集的，资金压力实际从低效政府财政转向了高效经营者，同时资金性质也从“消费贷转为了开发贷和经营贷”，用于发展生产力，提高财政税收，促进就业，提升城市经济增长。当然，这种资金情况下，政府未来再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打包上市，也是可能的选项。 第六，社区“微自治”这个概念，安邦在论及城市更新的北京五道营胡同时就已提出过，但在幸福巷社区的案例中看到了更好地实现。整个社区绝无垃圾遍地的现象，道路保持了原有的宜人空间尺度，密度适宜，行人车辆互相礼让，社区整体处于和谐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微自治”以及当地政府的巨大努力存在着密切关系。 综合这些发展效果来看，可以说，成都锦江幸福巷的城市更新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多模态开发。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更新实际是一种存量开发，面对的是已经形成并且充分货币化的人口、产业、设施和产权关系。尤其在城市边缘村庄、老旧街区等区域，空间和产权高度碎片化，政府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将完整的开发链条集中到单一主体手中。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与传统房地产开发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城市价值的实现方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建设和销售，在较短周期内集中释放土地和项目价值；而存量更新更为注重的是“一个面”，一个整体，与其说“开发”，还不如说是“治理”。因此政府越来越需要通过城市治理的手段，通过功能重构、产业导入、商业经营、文化场景和社区服务，在持续运营中逐步创造价值。 这种情况下的城市治理，价值创造从一次性开发转向长期经营，转向了城市经济的整体和未来。由此开始，实际政府治理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政府及其财政从过去的一个资源竞争者，转变为城市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甚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因而也有经济管理意义上的可行路径。因此，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对于今后中国式的城市更新来说，是一个关键而重要的进步。 此外，非常值得强调的是，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依旧是一个探索转型的过程。中国的发展并不均衡，地方情况各异，有的地方早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有的地方则还处于生产型社会当中。因此在这个探索转型的过程中，避免走极端是非常重要的。 常见的走极端现象是，一些地方缺乏政策策划和管理的“纯自发”城市更新，完全做“自由体操”。由于缺乏与现行规划、建设、消防、给排水等管理要求对接的制度安排，一些探索难以获得稳定、明确的政策身份，甚至可能在后续整治中被集中清理。另一些地方则是“大主体整村接管”模式，通过村企合作接管土地，由一家大型企业负责整村改造和运营，这些项目的推进可能后续会受到资金、利益协调和后续经营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实际这是大开发模式的复制，过去的大开发尚且难以为继，何况这种模式呢？！ 所以，各种“走极端”的模式是城市更新多模态开发的“大敌”，在城市更新中必须要加以避免。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强调的是政府做好政府的事情，经营者做好经营者的事情。政府要做好基础设施，可以对接的给排水以及管道工程，控制空间规划，做好各项管理制度的衔接和执行；经营者要做好经营的事情，要保持继续投资，在经营上动脑筋，做出税收贡献。两者各负其责，并且确保两者各负其责，这是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获得成功的基础。 所以，陈功先生提出的“城市更新的多模态开发”，作为一种新型城市更新的组织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而是要求转变工作思路，官员要像个官员，经营者要像个经营者，从而让城市发展行走在可持续发展的稳健轨道，增加就业，降低城市的管理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依赖大拆大建，到探索“多模态城市更新”，反映的是存量时代城市治理逻辑和价值创造方式的调整，这是城市更新在存量时代需要探索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对美国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经济复杂度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25年，不同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差异较大。首先是墨西哥和加拿大，81.9%和72.3%的占比显示，它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远超其他G20国家。这并非偶然，而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历史遗留和战略选择。再往下看，便是日本、印度、韩国、英国和中国。这第二梯队的国家，对美出口依赖度也在15%至19%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数据。Visual Capitalist给出的14.7%的数据，与官方统计的11.1%略有出入，这反映了不同统计口径和数据的解读差异。但无论如何，一个趋势是清晰的：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权重，正经历着持续的下降。特别是2026年1-8月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在中国外贸总额中占比仅为7.95%，出口占比为10.27%，进口占比则跌至4.74%。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内部贸易活跃，对美国市场的敞口相对较低。即便是在欧盟内部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美出口占比也仅仅是9.4%。意大利、法国的数据也维持在个位数水平，这表明欧盟国家更倾向于在内部市场寻求增长。剩下的印尼、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它们对美贸易的依赖度都在10%左右。而垫底的俄罗斯，则几乎完全不依赖美国市场，只有区区0.9%的占比，这或许也反映了其地缘政治选择。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尽管增速仍然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已经连续第四个月下滑。数据显示，8月单月利润增速大幅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将其归因于去年同期较高基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1—8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3倍，电子电路制造增长49.1%。算力基础设施的加速铺建进一步向上游传导。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利润分别增长3.9倍和2.6倍。整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1—8月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个百分点。对比来看，汽车制造业1—8月利润同比下降16.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6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46.7%，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整体下降12.0%，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5.1%。在规上工业企业总利润增速仍超两位数的背后，不同行业间的分化加剧更加值得关注。 我国全固态电池预计到2030年初步实现规模化 9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PPB（十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科技服务能力、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健全回收利用体系方面，将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企业以自建或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加快废旧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运营，支持新型电池精细化拆解、低成本利用、有价元素高效提取等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提升废旧电池拆解、破碎、分选、冶炼等流程精细化、自动化水平，推进再生资源高效利用。 中美进一步公布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 中美进一步公布新一轮经贸磋商成果细节。中国商务部9月28日表示，双方已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达成共识，将以对等方式降低约300亿美元对方产品的关税，其中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美国煤炭和部分农产品被纳入中方降税范围。美方此前公布的信息还显示，中国将在2027年、2028年分别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美国白宫官网当地时间9月27日前后公布的清单进一步明确，美方涉及的中国商品包括小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座椅；中方涉及的美国商品则包括农产品、水产及海产品、木材、化妆品和医疗设备等。除关税安排外，双方还将在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并建立投资理事会，讨论市场准入和投资障碍，同时就增加中美直航保持沟通。整体看，此次磋商开始从延长贸易休战转向落实具体商品、行业和常态化沟通机制，但降税仍需履行各自国内程序，具体税目和实施时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民刑并行”恢复企业债务司法救济渠道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旨在加强产权保护，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俗称“民刑交叉”案件。最高法调研显示，此类案件中合同纠纷占比超过60%。过去，一些案件只要牵涉刑事立案，民事诉讼就被拒绝受理或长期中止，还有当事人借刑事程序拖延还债，使企业债务久拖不决。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指出，“先刑后民”有时被滥用为“以刑止民”，阻断了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渠道，甚至造成债权人项目被“拖黄”、企业被“拖死”。针对这一堵点，《规定》明确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民刑并行”，就是债务人涉嫌犯罪，债权人仍可起诉未参与犯罪的担保人；民事案件原则上继续审理，不能仅凭刑事立案就中止。这有助于恢复被“以刑止民”阻断的企业债务司法救济渠道，让企业能够依法追讨欠款。王利明认为，新规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民事诉权，防止恶意拖延诉讼、规避债务，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营商环境改善。 中科院“十五五”强化科技战略角色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与此前相比，背景和任务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战略定位发生变化，从“科技创新支撑者”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组织者”。过去几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科学院的重要任务更多是补基础、建平台、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重点包括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等。而“十五五”时期，中国科学院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同。国际科技竞争从过去的单点技术竞争，转向围绕人工智能、量子、先进材料、生命科学、芯片、能源等领域的体系竞争。因此，中科院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定位，目标不仅是做科研，更是组织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第二，科技布局更加聚焦“未来产业和战略制高点”。过去规划中，也涉及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能源、材料等方向，但“十五五”时期这些领域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以前更多强调“加强科研实力”，现在更强调“提前布局可能改变产业格局的技术”。 今年中国黄金进口创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黄金的金额创下历史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口黄金超过1000吨，花费1588亿美元，超过2025年全年的965亿美元和886吨。实际上，去年中国在金价大幅上涨期间控制了黄金购买量。金融时报称，有迹象表明，中国投资者正在增加黄金购买量，这是其资产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7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6180亿美元，为2008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最大的黄金矿业公司紫金矿业集团旗下金山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丽莎表示，“这不是短期交易，而是对家庭和官方资产进行多年的重新配置。”景顺（Invesco）亚太区（除日本外）客户解决方案主管克里斯托弗·汉密尔顿表示，中国黄金购买的规模和持续性现在是全球黄金价格的核心驱动因素，预计只要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他强调，现在的市场环境更适合持有实物资产。另外，高盛分析师还表示，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的黄金数量比其官方披露的数据要多。在9月初的一份报告中，高盛估计中国央行在7月份购买了35吨黄金，要远高于其官方公布的20吨数量。据官方储备数据计算，央行的黄金储备由去年底7415万盎司增至今年8月底7673万盎司，累计增加约80.25吨，总储备约2386.6吨，已连续22个月增持。 中秋假期出入境客流明显增长 2026年中秋假期，全国跨境人员往来明显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其中9月26日单日出入境客流达到234.2万人次，为假期峰值。分人群看，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同比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同比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7%，增速最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7%，显示签证便利化政策正在持续转化为实际入境客流。同期，全国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艘、列、辆）次，同比增长8.6%。当前跨境流动恢复的增量已不只是来自内地居民出境，港澳台往来和外国人入境正在成为更重要的增长来源，尤其是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商务和人员交流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国企土拍收紧令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走势陡峭 土地出让收入的下坡路已经走了多年，今年是走势最陡峭的一段。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8.4万亿元的峰值，此后连续四年负增长。2025年，这项收入为41518亿元，同比下降14.7%，与峰值相比，少了约4.3万亿元。2025年，“土地财政”一度有企稳迹象。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幅为16%，2025年收窄到14.7%。因此，此前也有研究者预测，2026年土地出让收入将延续下滑态势，但降幅有望收窄。但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8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753亿元，同比下降28.6%。本轮土地收入加速下滑，和前四年不太一样。前四年更多是房地产市场变化带来的压力；今年需求端并未完全回暖，供给端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制度层面也有变化，比如38号文就要求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38号文是指今年3月5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其中对新增建设用地提出了全新的约束和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监管的增强，如今国企参与土拍的通道已被实质性收紧，地方平台拿地须层层审批，超过一定资金规模需要上报省级层面核准，实际操作中几乎难以获批。国企托市通道被堵后，土地市场能指望的只剩下产业用地，但工业用地价格较低，无法与商业用地相比。 从龙嘉晟公司骗补看部分地方政府盲目招商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龙嘉晟公司），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余万元的情况下，领取了政府2518万元装修补贴的案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永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竣工后，龙嘉晟公司并未履行相关投资义务，其开展的业务也并非承诺的“高精尖”的智能影像处理、光学摄像头生产，而是简单的老年手机组装业务。通过梳理公开资料，涉事的黄某彬及其实控的多家公司，于2018年至2022年间向国内福建、宁夏、广西、河南、安徽等8个省份的11个县、市许诺投资数亿元甚至十亿余元，打造“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但这些项目最终都在领完补贴后，以“烂尾”告终。公开信息显示，黄某彬实控的公司，累计领取招商补贴超1亿元。2023年，其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调查，目前在逃。业内人士指出，一个在全国各地到处落地的项目，一个资金已出现严重问题的企业和实控人，却能一二再，再而三的顺利拿到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并拿到巨额补助，反映了当前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招商政绩，审核流于形式化的不利后果。 车企供应链资金占用问题仍较突出 国内车企对供应链资金的占用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据《晚点LatePost》对14家A股和港股上市车企半年报梳理，今年上半年，这些企业营业收入合计只增长2.6%，利润同比下降近四成，但对供应商形成的应付款项和票据合计已经超过1.2万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账期。去年6月，17家重点车企曾集体承诺，将供应商付款账期压缩至60天以内。但按照财报计算的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看，14家车企的中位数反而从去年同期的183天延长至189天。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差异较大。Wind统计的14家主流整车企业二季度末应付账款及票据为7825亿元，平均周转天数约187.5天，比2025年底延长23天，14家中有13家出现延长。中汽协按实际验收至付款口径统计，则称重点车企平均账期约54天。这种差异本身也说明，账期起算、验收、开票和票据支付仍有较大操作空间。9月，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已进一步明确，零部件原则上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中小供应商最长60天付款，并鼓励现金支付。车企价格竞争持续以后，压力正在沿产业链向上游传导，后面监管重点已经开始从承诺60天，进一步进入实际付款和资金占用环节。 售后问题与新能源汽车高速普及形成明显反差 售后问题与新能源汽车高速普及形成明显反差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的同时，高维修成本和长维修周期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痛点。近日，一辆售价20多万元的新能源车仅因电池包外壳卡扣断裂，就被要求整体更换电池包，报价高达13万元，最终甚至只能按全损处理。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维修贵首先与车辆结构有关。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及大量机械部件相对独立，局部受损后往往可以拆解维修或单独更换；新能源车则大量采用电池包、电驱系统和高度集成的电子电气架构，一些零部件与电池壳体、车身采用一体化设计，小部件损坏也可能需要整体更换。与此同时，智能驾驶普及使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大量布置在保险杠、后视镜等易受碰撞位置，轻微事故修复后还需重新校准。君迪调查显示，新能源车轻微剐蹭维修费通常达到5000—15000元，高于燃油车的2000—8000元，事故车整体维修费用约为燃油车的1.7倍。高压电池和电控系统还需要专用设备进行检测，一些故障检修需排期数周，进一步拉长维修周期。在此基础上，售后供给不足又放大了上述问题：目前全国新能源维修企业仅约2万—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只有2%—3%，多数核心故障仍高度依赖品牌4S店。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8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更升至65.2%。由此看，新能源汽车售后体系与市场扩张速度已经形成明显错位，下一阶段行业竞争不能只看续航、智能化和售价，还要看车辆可维修性、配件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化维修网络能否同步建立。 巴西右翼候选人称将对华采取务实政策 巴西总统选举临近，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争处于胶着状态，近期多项民调显示两人在可能的第二轮投票中处于统计意义上的平局。在此背景下，弗拉维奥开始进一步说明其对华政策。他近期表示，如果当选，对华经济关系将“始终保持务实”，巴西将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必要选边站”，并称愿与包括中国、美国在内、能够投资巴西和转移技术的国家合作。不过，其外交路线整体仍明显向美国靠拢，此前他批评巴西对华政策，并表示考虑退出金砖机制，其竞选纲领则提出重启加入经合组织进程。这意味着，即使巴西政治右转，对华关系也未必表现为经贸脱钩，更可能出现贸易关系继续、战略和制度安排向美国靠拢的分化。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其实对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巴西的左右两派其实思路都差不多。当下观察巴西问题的重点不只是政府更替，而是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巴西经济与中国大宗商品需求联系紧密，同时美国正在强化对西半球的战略投入。在这一背景下，巴西若进一步右转，中美在拉美的竞争可能更多延伸至投资、关键矿产、科技合作和区域机制，中国在当地的战略活动空间也可能面临更大约束。 中资加快进入尼加拉瓜矿业领域 中国资本在尼加拉瓜矿业领域的布局继续扩大。尼加拉瓜政府9月批准具有中国资本背景的Linze Excelente Minería获得博南萨“Jade”矿区25年特许权，面积约2.62万公顷。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存在人员联系的Nicaragua Xinxin Linze Minería Group今年4月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尼加拉瓜环保组织根据官方公报统计，截至今年年中，22家中国资本背景企业已取得84个矿区、约127.7万公顷的勘探和开采权，涉及面积接近该国国土的10%。中国资本进入当地矿业明显加快，与2021年中尼复交以及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相伴。与此同时，黄金已成为尼加拉瓜重要出口来源，2025年该国矿业出口收入20.09亿美元，其中未加工黄金达19.71亿美元。美国今年4月以黄金产业为重点制裁多家当地及中资背景企业，但此次新矿权获批显示，金融和市场制裁尚未阻止相关资源项目继续推进。未来需要观察的是，美国制裁是否进一步延伸至融资、设备和黄金销售渠道，以及中资企业在当地矿业扩张面临的土地、社区和合规风险。 美国AI创业青年数量持续增长 根据日经新闻日前报道，美国AI创业青年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人工智能（AI）普及，商业迎来变革期，人们普遍期待创意和才华能带来成功。与此同时，各大科技巨头对聘用经验尚浅的年轻群体趋于谨慎，这进一步助推创业风潮，美国新企业注册申请数量已经膨胀至历史最高水平。数据显示，2026年7月，美国新企业申请数量超过57万份，比上年同月增长逾2成，创出有可比数据的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AI初创企业的主角是Z世代的年轻人。风险投资公司Antler的数据显示，AI领域独角兽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在2020-2024年期间从40岁大幅下降至29岁。另外，美国求职应用Handshake的调查显示，2026年毕业的人中有58%对创业感兴趣。与此同时，Crunchbase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美AI相关初创企业融资达2210亿美元；二季度北美初创企业融资1372亿美元，其中约八成流向AI领域。不过，资金主要集中于少数大额交易，整体融资热度不能代表每家新企业都容易获得投资。加之Startup Genome数据显示，成功的初创企业不足一成，这轮青年AI创业热潮能否转化为持续经营的企业，仍待观察。 因中东石油大亨扩充自有船队二手油轮紧俏 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27日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超大型油轮（VLCC）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十年左右的二手VLCC成交价已突破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左右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船价倒挂行情。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可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运力。本轮船价倒挂的核心原因，是新旧船交付周期差异。订造新船需要等待建造交付，购买现货二手船可即刻投入航线运营、承接货运订单，赚取高额运费。报道称，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VLCC，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船舶经纪商称，部分原本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交易，如今只需几天，船龄对船舶定价的制约作用也明显弱化。中东国家石油公司是本轮购船热潮中的重要买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上升，促使这些企业扩充自有船队，减少对第三方船东的依赖，以保障本土原油出口。航运咨询机构德鲁里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在7、8月份至少购入六艘VLCC。若产油企业持续扩大自有船队，原油运输订单可能更多留在企业内部，第三方船东承运、现货租船及船舶经纪业务需求很有可能受到挤压。不过，这一变化取决于自有船队扩张能否持续，一旦航运恢复常态，运费和二手船价也可能回落。 埃及恐难承受“土耳其病” 过去十余年，埃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2013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后，时任将军的塞西逐步掌握国家权力，并于2014年出任总统。当时的埃及刚刚经历数年政治动荡，经济增长低迷，开罗交通拥堵、住房不足、供电紧张，城市基础设施长期欠账。塞西上台以后，选择了一条十分明确的发展路线，就是利用国家力量推动大规模建设。从新行政首都，到高速公路、桥梁、电力、港口、住房，再到苏伊士运河和周边经济区，一系列大型项目陆续铺开。 这种建设的规模相当惊人。2015年，埃及启动新行政首都建设，项目规模约580亿美元；同年完工的新苏伊士运河扩建工程耗资约82亿美元。2014年以来，埃及提供的住房接近196万套，其中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超过100万套。贝尼苏韦夫、布鲁卢斯和新行政首都三座大型燃气电站合计增加14.4GW发电能力，基本扭转了此前频繁停电的局面。道路、港口、新城、电力和住房同时推进，形成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国家建设浪潮。 IMF将埃及过去十年的发展方式概括为“国家主导的增长模式”，大型公共投资长期承担着刺激增长和就业的重要作用。到2022/23财年，公共投资已经占到全国总投资的74%。这套办法在早期确实有效。塞西执政初期，大规模建设与经济增长回升基本同步，埃及实际GDP增速从2014/15财年的4.2%升至2018/19财年的5.6%。此后经济受到外汇危机和地区冲突冲击，2023/24财年增速跌至2.4%，但在宏观调整之后，2024/25财年又恢复到4.4%，2025/26财年上半年进一步达到5.3%。 塞西治下的埃及，很大程度上学习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塞西本人对此并不讳言。2018年其在访华期间曾明确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并希望中国企业扩大在埃及投资。对一个长期政治动荡、人口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经验的吸引力当然很大。政府集中资源，先把道路、电力、住房、港口和城市建起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创造需求、就业和增长，再利用基础设施改善为后续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塞西时期的埃及，走的基本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埃及来说并不可持续。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极高投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国内储蓄率极高。在中国投资驱动最强的时期，IMF曾估算中国投资占GDP接近45%，但其中约90%由国内资金提供，当时国民储蓄率高达55%左右。大量建设资金最终来自本国居民和企业储蓄、银行信贷和企业留存收益，而不是像埃及一样持续依赖美元融资。与此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又与快速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公路、电网、港口建起来之后，大量工厂也随之兴建，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和出口体系。中国虽然同样积累了房地产、地方债务和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却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因此高投资没有演变为典型的外汇短缺和货币危机。 埃及的情况则不同。IMF的报告指出，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压制了埃及的私人经济活动，并降低了其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埃及在自身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承担大量建设任务，结果只能更多依靠财政融资、债务以及海外资金。 外债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埃及外债由约418亿美元增加到1682亿美元，接近扩大到原来的四倍。外债增长当然不能全部归因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至少说明，在这一轮国家投资扩张过程中，埃及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显著上升。 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埃及原有的外汇脆弱性迅速暴露。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叠加美联储加息，推动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IMF数据显示，仅2022年2—3月，埃及就出现约200亿美元非居民资金流出；2022年1—3月，埃及总外汇储备减少121亿美元，降至369亿美元。为稳定汇率，埃及央行一度大量动用外汇储备，同时依靠海湾国家提供的130亿美元短期外汇存款补充流动性。此后外汇短缺持续发酵，到2024年汇率统一之前，埃及银行体系积累的未满足外汇需求一度达到70亿—80亿美元。2024年3月，埃及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埃及镑官方汇率单日贬值约38%，官方与平行市场汇率差价才基本消失。与此同时，汇率贬值和外汇短缺不断向国内物价传导，埃及城市通胀率在2023年9月达到38%的历史高点。 这一轮外汇和通胀危机，使埃及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与土耳其长期高通胀相似的状态，也就是患上了“土耳其病”。 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土耳其就长期受到高通胀困扰，2001年金融危机时年通胀率一度达到68.5%。此后土耳其曾进行过一次相当成功的稳定化改革，改革一度取得明显效果，通胀率从2001年的68.5%降至2005年的7.7%。但土耳其并没有真正摆脱通胀。2011年以后，土耳其通胀长期高于央行5%的目标，从2017年开始，其年末通胀连续维持在两位数以上，2018年升至20.3%，2021年达到36.1%，2022年和2023年进一步超过64%，到2026年8月，土耳其的通胀率仍有31.5%。从本币贬值、外汇短缺以及通胀长期高企等表现看，埃及已经具备向类似“土耳其病”演化的条件。 埃及为什么会出现“土耳其病”？土耳其过去更多依靠低利率、信贷扩张和刺激国内需求维持增长，埃及则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和财政融资推动经济发展，两种模式最终都碰到了同一个约束：国内需求和资金使用规模超过了经济自身稳定创造外汇的能力。当资本流入充足时，这种失衡尚可通过外部融资维持，一旦国际资金流向改变，外汇短缺就会迅速转化成本币贬值，然后通过物价传导机制造成通胀。当这一过程持续多年以后，通胀就不再只是外部冲击的结果，而会逐渐获得自我延续的能力。土耳其过去几年已经清楚表现出这种“高通胀—货币贬值—资产美元化—通胀惯性”的循环，埃及目前也正在出现类似特征。 不过，同样是得了这种病，土耳其和埃及的“体质”并不一样。 土耳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在长期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继续增长。2025年底土耳其通胀率仍有30.9%，实际GDP预计却增长4.1%，经常账户逆差只有GDP的1.4%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只有GDP的23.1%，外汇储备达到1841亿美元。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土耳其并没有治好这种病，而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学会了“带病增长”。 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土耳其背后还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实体产业体系。2025年土耳其商品出口达到2734亿美元，同时获得652亿美元旅游收入。汽车、机械、家电、钢铁、纺织和化工等产业深度嵌入欧洲市场。里拉贬值虽然不断削弱居民购买力，却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业以欧元和美元计算的成本。只要工厂继续生产和出口、游客继续进入、银行体系继续运转，美元和欧元就会持续进入经济体系，土耳其因此可以在高通胀环境下维持一种并不健康但仍可运转的均衡。 埃及恐怕没有这样的“体质”。 2025年埃及非石油商品出口虽然已经增长至486亿美元，但规模与土耳其仍有明显差距，而且建材、化肥、黄金、食品等产品占比较高。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更多集中于苏伊士运河、旅游、海外劳工汇款以及海湾国家资本。这些收入都十分重要，却具有比较明显的外部脆弱性。战争会影响旅游，红海冲突会减少苏伊士运河收入，国际金融环境变化会影响外资和债券融资。一旦几个渠道同时受到冲击，美元短缺就很容易重新出现。 财政条件的差异更加明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财年末，埃及中央政府债务仍相当于GDP的82.5%，仅利息支出就达到GDP的10.6%。土耳其政府债务率只有23%左右。同样面对30%的通胀，土耳其可以通过长期高利率压制物价，而埃及如果长期保持极高利率，首先受到压力的就是已经沉重的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高通胀要求高利率，高利率又增加财政融资负担，最终可能反过来削弱稳定货币所需要的财政基础。 所以，对埃及而言，真正麻烦的是把高通胀变成一种长期的经济状态。土耳其用了几十年时间，至今仍没有彻底摆脱这种状态，但它至少还有制造业、出口、旅游和较低政府债务作为缓冲。埃及的产业基础、财政空间和外汇稳定性都弱得多。如果同样长期陷入货币贬值和高通胀，土耳其可以“带病增长”，埃及则未必承受得起。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埃及所采用的国家主导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令其很可能发展成长期性的“土耳其病”。不过，土耳其仍然有工业出口、旅游收入和相对占比较低的政府债务作为缓冲，埃及则是储蓄不足、财政债务较高、外汇来源相对脆弱。这就使得土耳其可以“带病增长”，埃及则没那么幸运了。 我国银行业扩表速度趋于放缓 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202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总负债月度统计显示，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490.91万亿元，同比增长6.2%；总负债451.17万亿元，同比增长6.3%。从年内数据来看，银行业扩表速度呈逐月放缓态势。1月总资产同比增长8.9%，此后逐月回落：2月8.6%、3月8.0%、4月7.6%、5月7.3%、6月6.6%，7月与6月持平，8月再下台阶至6.2%。大型商业银行仍是本轮扩表的主要力量。8月末其总资产216.84万亿元，同比增长8.9%，虽较1月的12.6%回落3.7个百分点，但在各类型机构中仍居首位。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回落幅度最大。其总资产同比增速由1月的10.4%降至8月的5.9%，回落4.5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增速相对平稳，由1月的5.7%微降至8月的5.2%，8月末总资产78.05万亿元。农村金融机构增速较低，8月同比增长2.9%，年内回落1.2个百分点，8月末总资产62.27万亿元。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其他类银行业金融机构8月末总资产64.89万亿元，同比仅增长2.4%，为各板块中最低。对银行个体而言，行业性扩表降速意味着规模增长的空间整体收窄。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负债与资本优势维持高于行业的增速，中小银行的相对增速空间被压缩。在规模引擎减速的背景下，息差管理、资产质量与资本补充能力，将成为决定各机构年内表现的关键变量。 央行开始启动国庆节前大规模流动性安排 国庆长假临近，央行开始提前安排跨节资金。央行日前发布公告称，9月28日至10月8日将连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规模最高可达1万亿元。相比此前几轮隔夜逆回购每日6000亿元的上限，这次直接提高了4000亿元，也是这一新工具推出以来最大的一次跨节安排。同时，9月24日央行已经开展8000亿元一年期MLF操作，当月有6000亿元MLF到期，相当于净投放2000亿元中长期资金。这次流动性安排的时间点比较特殊。国庆前同时叠加月末、季末，居民取现、企业结算、银行考核和机构跨节备付都会增加资金需求，过去这一阶段短期利率比较容易出现波动。以往央行更多使用14天期逆回购来处理跨节资金，今年则开始更多使用隔夜逆回购，每天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投放。这样做的好处是资金期限更短，投放也更精准。加上MLF已经提前补充中长期流动性，央行实际上是在长短两端同时做安排。整体看，这次操作主要还是平抑节前资金波动，避免跨节资金价格突然走高，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取向没有变化。 险资获准直接投资港股通ETF 近日，多家险企收到《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ETF监管口径的函》，按照监管规定可投资港股通股票的保险机构可以投资港股通ETF，参照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股票的相关监管规定执行。《监管口径函》指出，此举旨在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规范保险资金投资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中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港股通ETF）的行为。在具体执行层面，险资投资港股通ETF将参照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股票的相关监管规定执行，这意味着投资门槛与合规要求已全面对标现有港股通股票投资规则。在业内专家看来，利率下行与资产荒持续背景下，监管新举措不仅便利了内地保险机构的跨境多元资产配置，亦有望提升香港ETF市场的流动性。新华资产表示，利率下行环境下境内优质资产供给不足，而境外投资占比远低于15%的监管上限，且QDII额度长期紧张、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南向ETF通的放开，从制度层面解决了额度瓶颈，不占用稀缺的QDII额度，为险资常态化配置境外资产打通了新通道。 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入年内高峰期 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正在明显加快。截至9月27日，今年各地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3.36万亿元，占全年4.4万亿元额度的76%左右。三季度是今年发债最集中的阶段，累计发行已接近1.3万亿元，其中8月单月发行5188亿元，9月21日至27日一周又发行约2294亿元。不过，如果和去年相比，今年整体发行节奏其实还稍慢一些。2025年全年新增专项债额度也是4.4万亿元，去年1—8月已经发行3.27万亿元，9月又发行4191亿元，到9月底累计达到3.69万亿元，完成全年额度约84%。今年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专项债能干的事情更多了。除了市政、产业园区、交通、城市更新等传统项目，还可以用于土地储备、消化政府拖欠账款以及部分存量债务处理。上半年还有超过1700亿元专项债直接用作项目资本金，再去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同时，“自审自发”试点继续扩围，地方在项目审核和发行安排上的自主权更大。按现在的进度，年内仍有约1万亿元额度没有发行。对于地方来说，关键在于专项债资金与成熟项目的匹配程度，以及资金落地后转化为投资和建设进度的速度。随着专项债发行进入高峰，后续关注重点会更多落到资金使用效率、项目推进情况以及最终形成的实物工作量上。 国内债券ETF规模突破万亿元关口 在机构配置需求、产品创新及制度优化多重力量推动下，国内债券型ETF实现跨越式增长。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全市场53只债券型ETF合计规模达10107.21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关口；较年初增加1816.97亿元，增幅为21.92%。从产品来看，全市场53只债券型ETF中，有37只规模突破100亿元，其中短融ETF海富通规模为840.52亿元，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债券ETF。科创债ETF是当前体量最大的品类，24只科创债ETF合计规模为3595.13亿元。从基金公司来看，全市场共有28家基金公司布局了债券型ETF。其中，海富通基金旗下共有6只债券型ETF，覆盖短融、城投债、做市公司债、地方债、可转债等方向，合计规模为1851.69亿元，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博时基金，旗下5只债券型ETF，合计规模为1077.9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债券型ETF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政策驱动取得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两年市场对固收工具产品的旺盛需求。多数债券型ETF机构持有比例超九成，展望后市，海富通基金认为，从发展空间看，我国债券ETF相较于债券市场总规模仍有较为可观的成长空间。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债券ETF尚处于发展初期，产品种类和覆盖度仍需持续创新，交易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此提升市场交易活跃度与定价效率。 国内外汇衍生品交易占比持续上升 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结构正在进一步向衍生品倾斜。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外汇市场成交26.28万亿元，其中即期交易7.66万亿元，衍生品交易18.62万亿元，占总成交额约70.9%。相比7月约65.2%的占比又有明显提高。银行间市场仍是交易主体，8月成交21.99万亿元，占整个外汇市场八成以上。1—8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207.46万亿元，相当于30.21万亿美元。衍生品交易增加，一个比较直接的背景是企业汇率避险需求上升。外汇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掉期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签约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5.3%，比2025年全年提高5.3个百分点。2025年这一比例已经从2020年的17%升至30%。目前已有130家主要中外资银行可以为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29万家外贸企业被纳入相关服务清单。随着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大，企业越来越少单纯押注汇率方向，而是通过锁汇、掉期和期权稳定成本。外汇市场从以即期交易为主，逐步增加风险管理功能，这个变化还在继续。 抖音等流量平台试水基金入口 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日起实施，抖音等超级流量平台正在探索进入基金获客领域的新模式。近日，抖音App“我的钱包—理财”页面上线基金入口，用户可浏览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ETF、QDII等基金产品，但在购买环节需跳转至华泰证券、浙商证券、中金财富证券等持牌机构完成开户、交易及后续服务。抖音在其中并不承担基金销售职能，而更像连接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流量入口。这一模式反映出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业务边界正在重新划分。按照新规要求，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可以提供金融产品展示和转接服务，但不得介入销售合同签订、资金划转、适当性测评等核心环节，金融产品销售责任仍需由持牌机构承担。抖音此次布局，本质上是在利用自身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内容生态，为基金行业提供新的获客渠道。不过，流量入口并不等同于销售能力。短视频平台擅长用户触达和场景化传播，但基金投资涉及风险识别、资产配置和长期服务，最终仍依赖券商、基金公司等机构的专业能力。但这种模式实际上存在一定“擦边球”空间。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这种模式可以获得金融业务带来的用户价值和商业收益，但金融风险和合规压力更多由传统金融机构承担。即使在过程中不直接完成销售，但也会事实上影响投资决策。因此，监管需要进一步明确平台在金融信息传播、算法推荐、用户引导等环节的责任边界，不能仅以“是否完成交易”作为判断标准。 春秋航空整合支付能力布局出行交易入口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变更许可信息，同意上海行付通支付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方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行付通是春秋航空旗下全资支付公司，此前主要开展预付卡等业务；东方付通则是中国宝武旗下支付机构，曾持有互联网支付资质，主要服务钢铁、大宗商品和供应链交易。此次合并后，东方付通相关业务由行付通承接，春秋航空旗下支付能力进一步增强。此次合并并非春秋航空转向金融业务，而是在原有支付布局上的升级。对于春秋而言，支付不仅是结算工具，也是完善用户交易体系的重要基础。低成本航空依靠低票价吸引用户，盈利能力更依赖运营效率和增值服务拓展，除机票外，行李额、选座、酒店、旅游产品等延伸服务都需要更高效的交易支持。过去，这些交易更多依赖外部支付机构完成。与国航、东航、南航等大型航司相比，春秋作为低成本航空，更依赖直销和精细化运营，因此提升自身交易能力的需求更明显。在支付牌照监管趋严、新增牌照获取难度提高的背景下，企业更多通过整合已有机构完善支付能力。春秋航空此次吸收合并东方付通，本质上是借助支付能力强化用户交易环节，提升低成本航空模式下的运营效率。 存量“出清”的私募基金规模持续增长 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存续私募基金共145219只，存续规模25.75万亿元。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84130只占总数量约58%，规模9.08万亿元，占比约35%；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9608只、规模11.93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30840只、规模4.47万亿元。上述统计月报还显示，8月新备案私募基金产品为1890只，备案规模为724.02亿元，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205只、备案规模350.61亿元，新发数量占比约64%，规模占比近五成。股权与创投类合计备案约373亿元。业内人士认为，私募业规模迭创新高的背后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存款及固收类资产的回报利率下降，居民和机构资金加速转向权益及对冲类的资产。另一方面，AI浪潮下科技企业股权融资需求旺盛、退出通道较为畅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也在稳健扩容。与规模持续攀升不同，私募机构（管理人）的数量持续收缩态势。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共18452家，较7月末减少60家，较年初的19231家减少779家。另外，截至9月23日，今年以来注销登记的私募管理人达889家，其中主动注销405家，协会注销391家，依公告注销2家，12个月无在管基金注销91家。同时，达到新设门槛的私募机构还在减少。据第三方统计，年内新登记私募管理人或在65家上下，创近年新低。新面孔变少、存量机构加速“出清”，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 从“新能源一哥”跌落神坛看赛道风险 2022年，中信建投基金经理周紫光凭借亮眼业绩被誉为“新能源一哥”，基金管理规模峰值达35亿元。彼时其旗下产品表现优异，智享生活混合A最高回报55.44%，跻身全市场前10%；低碳成长A收益率10.89%，在2489只同类基金中位列第八。但如今其核心产品业绩大幅崩塌，低碳成长混合A成立至今累计回报-58.83%，单位净值仅0.41元；智享生活混合A累计回报-61.55%，净值低至0.38元，两只产品年内跌幅均超20%，长期业绩位居同类垫底，数十万基民资产近乎腰斩。业内分析指出，投资者信任崩塌的核心是投资预期错位。基民普遍认为主动基金可灵活调仓避险，但周紫光的产品为新能源主题基金，受基金合同限制，无法跳出新能源赛道布局。其深耕新能源产业链、集中重仓的投资策略，在行业上行时可充分赚取赛道红利，却极度依赖行业景气度，缺乏跨周期运作与风险对冲能力。市场风格切换后，该策略短板彻底暴露，叠加规模反噬进一步加剧亏损。35亿规模远超中小盘新能源主题基金的适配范围，行情下行时，大额赎回引发被动减仓，形成净值下跌、赎回踩踏的恶性循环。同时，公募流量造星机制助推了风险。平台只推送短期绩优产品，基金公司侧重营销募资、弱化风险提示。事实上，消费、医药等赛道明星基金均出现过此类周期崩塌现象，周紫光的陨落并非个例。 外媒称中国或放行采购英伟达新芯片 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The Information 9月27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政府可能允许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企业采购英伟达9月推出的RTX Pro 5500。这是一款面向高端专业计算机的图形处理器，并非英伟达的顶级数据中心AI芯片。据称，工信部已要求企业报送采购数量和用途，并向部分企业表示有意批准；业内人士预计，该芯片可能不受美国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但采购尚未获批。对此，路透社称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也未立即回应。另一款受到关注的是据称专为中国客户定制的语言处理单元（LPU），可配合图形处理器加快AI模型响应。The Information此前称其拟于年底前出货，但英伟达8月20日明确否认，“我们目前在中国市场没有LPU销售，产品路线图中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的LPU产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在8月底透露，最近一个季度已向中国客户出售少量H200晶片，但实际出货量仍低于美国政府批准的许可上限。 香港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 据悉，香港金融管理局正研究透过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与早前从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元支持北都发展是两回事，不宜相提并论。今年2月时，特区政府在2026至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在不影响外汇基金保持香港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健全的前提下，建议从外汇基金把1500亿元，分两年转拨至政府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以支持北部都会区及其他基建项目。而黄金作为外汇基金其中一个投资选项并非新鲜事。金管局《2025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外汇基金持有的黄金合共66798盎司，以当时市价计算约值22.46亿元。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除了自身大力拓展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以外，也希望能透过与内地（例如上海）加强合作，某程度上打通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的互联互通，协助国家提升国际黄金定价权。为满足市场对黄金仓储的需求，施政报告也提出多项建议措施，包括促进营运商在北部都会区设立更多LME（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仓库，推动实物交收、融资、风险管理服务集聚。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一定会在北都预留土地，以应付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的仓储，以及相关的物流设施，例如船运泊位等，政府已在土地规划内预留弹性。陈茂波补充说，现时也收到LME及其他企业有意落户北都的相关查询。 人民币债券在港抵押用途继续扩大 香港正在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债券在金融市场中的抵押品用途。香港交易所日前宣布，从今年11月起，在监管批准后，旗下香港期货结算公司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将接受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中国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财政部在境外发行的债券，作为合资格非现金抵押品，用于履行衍生品交易保证金要求。此前，香港场外结算公司已经可以接受北向通持有的部分境内人民币债券，为互换通及其他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保证金。这次进一步扩展到港交所另外两家结算所，相当于把相关债券在香港三家结算平台的抵押用途逐步打通。香港最新施政报告还提出，下一步将研究把“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大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把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安排。2025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已连续两年达到1万亿元。这轮调整的重点，就是让人民币债券不只是持有和交易，也可以更广泛用于抵押、融资和风险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随着应用场景增加，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资金、债券和衍生品体系也在进一步连起来。 香港证监会回应与普华永道和解引发的争议 香港证监会近日首次公开解释其与普华永道香港就恒大财务造假达成10亿港元和解的考虑。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霖近日表示，这一做法虽然存在一定法律和执行风险，但出发点是尽快为真正受影响的独立小股东争取补偿，并认为整体上最符合公众利益。此次表态源于恒大清盘人此前对和解安排提出司法复核。2026年4月，香港证监会与普华永道香港达成协议，在后者预留10亿港元补偿恒大少数股东的前提下，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双方均不承认法律责任。恒大清盘人则质疑，证监会是否绕开《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3条规定的法院监督程序，并认为在普华永道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向少数股东赔付，可能实质压缩未来可供债权人追索的资产。香港证监会回应称，该和解依据一般合约权力及条例第201条，且10亿港元属于普华永道自身资产，并非恒大清盘财产，因此并未改变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法定清偿顺序。这起争议的核心并不只是“10亿港元给谁”，而是在检验香港证监会能否以投资者保护和公众利益为由，突破传统诉讼路径采用更灵活的和解工具。香港高等法院预计将在10月30日前作出最终裁决，其结果可能直接影响香港未来资本市场执法和投资者补偿机制的边界。 美联储计划提高银行严格监管资产门槛 据路透社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联储正研究提高触发银行严格监管的资产规模门槛，将通胀和经济增长纳入调整，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提出方案。现行规则以1000亿、2500亿和7000亿美元为主要分档，银行规模越大，相关要求越严。此次考虑将7000亿美元档门槛提高至接近1万亿美元，1000亿美元档触发的部分附加要求，则可能提高至约1500亿美元。银行业认为，2019年确定的门槛未跟上经济规模变化。跨过1000亿美元后，增加合规人员、风控系统和监管报送等投入，每年可能耗资数千万美元。美国合众银行、第一资本、PNC和Truist等金融机构可能受益，部分资产介于1000亿至1500亿美元的银行也可能减少监管负担。不过，法律规定的压力测试等要求仍需国会修改，美联储只能调整自身权限内的规定。目前方案尚未正式公布，美联储拒绝置评。值得关注的是，门槛上调也会给银行并购留出更多空间。一些原本担心收购后触发更严监管的中型银行，可能重新考虑交易，美国区域银行整合有望进一步活跃。 美债收益率走高下新兴市场债券配置分化 9月下旬以来，随着全球信用市场波动加剧，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高位，新兴市场债券投资者开始调整资产配置。据彭博社9月27日报道，尽管过去一年新兴市场美元债仍录得约1.4%的回报，但部分机构已降低高风险国家债券敞口，转向信用质量更高的市场。Aegon新兴市场债务团队减少哥伦比亚债券配置，增加印尼、沙特和菲律宾等市场；Neuberger Berman则降低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和赞比亚等高收益债配置。此次调整并非资金全面撤离新兴市场，而是在此前市场表现较强背景下，投资者重新评估风险收益关系。摩根大通最新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美元债相对美国国债的信用利差已收窄至约170个基点，为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信用利差收窄意味着投资者获得的风险补偿下降，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降低了部分高风险债券的吸引力。因此，资金开始从高收益、高风险市场转向信用基础更稳定的国家，部分投资者增加本币债配置以降低美元债风险。此次变化反映出，在美国利率维持高位、全球债券市场重新定价背景下，新兴市场债券内部正在出现分化，未来不同国家之间的融资条件差异可能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