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信息20261013 - 参阅信息

国内外重要行业动态 据新华财经报道，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将出席论坛。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年会政策成果更重磅、研讨交流更前瞻、服务实体更务实、全球视野更开放，在制度标准、机构平台、开放合作等方面的百余项成果将于论坛首发。 据新华财经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1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诺瓦克介绍，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展开谈判。 消费和投资孰轻孰重 近年来，鼓励消费成为宏观政策中多次提及的内容，在内需不稳、投资乏力的情况下，提振消费需求，作为“三驾马车”的主要支柱，成为市场机构和政策部门越来越关注的焦点。在国内经济持续分化的背景之下，国内仍然面临“供强需弱”“外强内弱”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投资促消费、还是补贴促消费等争议也日益激烈。 近期，在五道口经济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再次强调了“投资促消费”的观点，他表示，“去年花了7000亿刺激消费，消费增速还是一直在下降。”他指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是收入预期的函数，短期财政刺激改变不了长期趋势。真正能撬动中国经济、同时缓解全球失衡的，是扩大有效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强调，当下宏观政策重心应当转向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组合，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地。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最终带动消费回升，形成完整正向循环。 有关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范式“的观点，可以说又一次把相关的政策路径争议放到聚光灯下。回顾来看，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帮助中国度过危机的基本都是依靠“铁公基”等传统基建投资等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政策。因此，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余永定等学者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的主张，也是基于历次经济放缓的周期性政策应对的历史经验。 比较而言，当前国内政策争议的激化，其实主要还是消费政策效果不佳，消费疲弱、内需不稳、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国内基本上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组合，但内需不振的趋势并没有扭转，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房地产下行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增量上，也出现存量资产价值的收缩带动居民和企业去杠杆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基建投资，虽然短期内可以稳住房价，但长期来看，仍没有能够找到增量的突破空间。特别是在后土地经济时代，城镇化高峰已经过去，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带来的效果也非常不乐观。除了增加债务之外，很难形成优质资产。因为大量基建投资都是公益性的，很难形成有效的收益。这也是为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剧的原因，因为土地卖不出去，政府性投资大量投向公益类项目，但这些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而原本依靠土地收入偿债面临巨大缺口。实际上，这种投资冲动很可能带来巨大的资产黑洞和不良资产。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在财富有限的情况下，最终的后果仍需要全社会承担。这是当前政策上提出加强“有效投资”的原因。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其能够继续增加有效投资缺乏说服力。 其实，当前投资需求下滑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投资收益的下降，包括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的下滑最直接的因素是新房销售的下降。因此，如果不能增加消费需求，那么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收缩领域的投资恐怕还是没有效果，会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的局面。投资促消费的逻辑在于投资会增加就业，从而增加收入，再增加消费。不过，在“供需失衡”不足的大背景下，扩大投资可能会增加“内卷”，反而会使企业削减工资或者岗位，未必会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增加。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正向关系，最根本的还是需要增加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投资是一个过程，能否形成产能、能否形成最终的消费品，居民的终端消费也是检验有效投资的“试金石”。没有好的产品能够满足居民消费的投资，必然会被淘汰，形成坏账。实际上，今年以来，银行信贷规模多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并非没有钱，反而是利率降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缺乏投资的动力和需求。就市场规律而言，投资的恢复，仍需要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而不应人为改变。 当然，这并非完全不顾投资，而是不应将消费和投资割裂来看。如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此前提到的，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政策上更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拉动需求。毕竟需求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供给。因此，“以投资促消费”，其问题在于，投资需求是否能够转换为供给端的资本存量，还是会增加折旧？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以投资促消费的政策建议，其实和消费补贴政策一样，拉动消费增长的效果有限。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在“稳投资、促消费”之外，还需要立足长期，如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能力，缓解居民端的负担，从而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于人”，提高劳动力技能，实现提升效率、提高收入的长期目标。当然，通过税收和制度建设等手段，改善收入分配，缩减贫富差距也是有助于消费增长的长期措施。 对于加杠杆的问题，其实，除了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持续“出清”，让投资、消费持续承压之外，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作为三大风险之一，同样制约着政府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掣肘。而新兴领域的增长和规模，当前来看并不足以成为增长的引擎。这种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的交织，除了显示宏观经济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不应将政策简单化。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今后恐怕不再是“四面出击”或者“单边突破”，而是需要结构性与周期性结合的深刻改革，以及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从宏观来看，把握好产业与人的关系，平衡好存量和增量的此消彼长，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应该是“稳中求进”宏观政策的重要内容。 就增长和改革的长期性而言，“政策窗口期”的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全球利率水平升高，虽然对于国内货币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制约，但考虑到当前内需较弱的通缩压力，宏观政策仍需要立足国内，在资本流动受控的情况下，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而海外利率升高，并不是国内财政扩张的借口。理论上，缩小利差必然要求国内升息，这对之后的财政收支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更不利于未来的财政可持续。实际上，全球通胀的再次抬头，对国内经济再平衡还是有利的。国内通胀水平的回升，更大的信号在于需求端的恢复，实际上有利于摆脱负向的投资和消费循环。通胀走高意味着需求端的恢复，也就没有搞刺激和财政扩张的必要了，而且通胀是对付债务的“良药”。 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环境和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安邦智库资深学者陈功所言，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不能再简单依靠扩大投资、增加负债来维持外延式增长的阶段，继续用过去的办法解决今天的问题，只会把债务压力不断向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端转移，并最终侵蚀经济安全的底线。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从依赖资本、土地和规模扩张的“外部增长”，转向依靠技术、制度、管理、人力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内部增长”，这也是经济从“做大”走向“做强”、从生产型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必须经历的转变。 新的形势和挑战之下，安邦智库此前已经多有所言，现在的宏观调控要回到经济的基本逻辑需要从微观改善市场主体的效率，以微观的改变和调整，打破宏观的风险束缚，带来新的增量发展空间，真正打破消费和投资的负向循环。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的宏观政策，已经不再是抓消费还是抓投资的“二选一”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简单从需求端推动消费和投资。在“供强需弱”的趋势下以及多方面约束之下，更多的挑战来自供给端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其实还是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建立，这需要重建发展的微观体系和循环。 中国企业信用指数回升仍有压力 中国企业信用水平在经历7月回落后，8月出现明显回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0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的158.87上升2.45点，基本恢复到6月水平。中国企业信用指数是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企业经营、监管记录、信用风险等信息编制的综合指标，以2014年为基期、100点为基点，主要用于观察全国企业信用状况及其变化。指数越高，说明企业整体信用状况越好。从历史情况看，2022年这一指数为158.36，2025年全年达到162.66。今年8月的161.32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但低于2025年8月的162.60，也低于今年上半年161.88的平均水平，说明企业信用状况总体稳定，但改善幅度还比较有限。从具体指标看，8月经营性和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大，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占比有所下降。分地区看，企业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西藏、安徽、上海、浙江和陕西，全国大部分地区指数环比上升，其中上海、西藏排名提升较快，与当地信用修复工作取得进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信用指数主要反映企业合规经营和信用风险状况，信用修复、异常名录调整等因素也会影响指数表现。在当前国内需求偏弱、部分行业经营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信用指数回升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企业盈利、现金流和偿债能力的实际改善情况，仍需要结合其他经营数据观察。 IMF谈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靠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迈向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报告，认为中国依靠投资、房地产、制造业和出口拉动增长的传统模式正受到投资回报下降、地方债务、人口老龄化和外部需求受限等约束，未来应更多依靠消费、服务业和生产率提升，并建议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服务业开放、缩减产业政策和低效投资。对此，有国内研究者认为，IMF报告对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居民消费不足和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的判断具有现实基础，但其政策建议隐含着向高消费、高服务业、低产业干预的经济结构靠拢的倾向，未必完全适用于仍处于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在全球重新重视产业安全和科技竞争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改革产业政策、优化投资结构，而非简单削弱制造业和战略性投资。不过，IMF报告中关于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地方财政和债务机制、提升企业活力，以及调整以投资扩张和GDP增长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等建议仍值得重视。真正需要改变的，并不是政府的发展作用本身，而是土地、投资、招商和产业政策长期驱动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下一阶段更重要的是淘汰旧模式中已经失效的部分，重新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激励与资源配置关系。 国家农业项目资金被空壳公司套取频发 近四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提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但国家的好政策，却有个别商业机构打起了歪主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智慧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于2025年3月开工，总投资1.2亿元。然而2026年9月底探访时，园区一片荒凉，仅建成3个钢架大棚与2个暖棚，暖棚薄膜破烂不堪，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村民说，开工仪式过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施工，就业承诺也没有兑现。查阅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仅仅早了9天，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如今，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一位施工方人员介绍，这类公司先取得项目开发权，自己一分钱不投，却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大棚业务外包信息，招募多支施工队伍同时开工。现场还搭起项目部、监理、施工部等，不少施工队信以为真，垫资进场施工，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直接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这类“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山东枣庄周营镇一处蔬菜大棚项目已停滞三四年；江苏新沂市人民检察院披露，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9家建设工程企业800万元垫付工程款。 省级财政审计揭示民生资金使用乱象 每年的财政审计报告，像一张地方财政运行的“CT片”，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资金历来是审计重点。截至2026年10月7日，24个省份已发布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均涉及民生问题，一些乱象在多地反复出现。工伤保险领域，主要问题是少缴漏缴、费率核定不准及违规支付。云南2730户高风险企业享受低风险费率，少缴2116.91万元；内蒙古587个建设项目未为职工参保，部分地区还存在虚假诊疗、伪造材料骗取基金等问题。生育支持资金领域，乱象集中于少发多发、重复领取、截留挪用及骗取资金。湖北154名参保人员应享未享生育津贴354.84万元；贵州9个县和2户企业截留挪用生育支持资金等728.28万元；河北12家公司虚构劳动关系骗取津贴449.86万元。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是挤占专项资金、降低供餐标准、设备闲置及校企合作不规范。贵州144所学校违规降低营养餐标准；青海17所职业学校购置价值5319.19万元的设备和软件后闲置；黑龙江部分学校未落实合作实训，校产却被企业无偿使用或经营。住房领域，主要是保障房闲置、违规占用及资金管理不规范。四川21585套公租房被违规占用或长期空置；宁夏663套收购保障房延期交付或空置率偏高。审计披露的部分问题涉及金额虽不算大，却直接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也尤为敏感的民生事项，各级需加强跟踪整改，推动民生保障真正落实。 苹果深化广东在其在华供应链的地位 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近日到访广州，这是其9月卸任CEO、转任执行董事长后的首次中国行。与以往侧重产品和零售不同，库克此次的行程更多体现政企沟通和产业合作色彩，以及聚焦于广东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地位。库克在与相关领导会面时表示，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和大量苹果合作伙伴，公司愿围绕供应链协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创新生态及销售渠道进一步合作。同期，苹果还宣布将第二期中国清洁能源基金承诺投资增至2.12亿美元。目前，在苹果全球供应链支出占比98%的187家主要供应商中，157家在中国设厂，其中70多家布局广东；苹果深圳应用研究实验室也已投入运营。值得关注的是，库克转任执行董事长后虽然退出日常产品经营，但仍承担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等事务，其角色正在由经营管理更多转向全球政企关系和战略协调。由此看，苹果短期内并未显现明显削弱中国供应链的迹象，未来在华布局更可能从传统生产制造进一步向研发、智能制造、绿色供应链和本地生态延伸，同时继续推进全球供应链多元化，两种趋势可能并行发展。 国产创新药出海面临多环节考验 今年以来，国产创新药全球化进程持续向前，多项海外授权交易落地。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已突破1200亿美元。不过，国产创新药在海外临床开发、药品注册等环节，持续迎来考验。10月7日晚，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产品甲磺酸伏美替尼片全球Ⅲ期临床试验未能达到主要终点（其是临床研究中最重要的观察指标）。9月末，另外一家制药企业翰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公布，该公司核心产品甲磺酸阿美替尼片在欧盟获批仅7个月后上市许可遭撤销。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款产品均曾以License-out模式实现“出海”。一边是对外授权交易持续放量，一边是个别项目在临床、注册环节接连遇阻，冷暖交织的行业现状，正在重塑市场对创新药“出海”的认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习惯于将BD（商务拓展）签约视作创新药“出海”成功的标志。但事实上，一纸授权协议只是“出海”征程的起点，它只是将产品送上了全球竞争的赛道，而非终点。当前，国内创新药企在把握海外审评规则、全球多中心临床执行、跨境知识产权博弈、产品上市后安全风险管理、异地商业化运营等环节仍存在短板。一旦临床数据不及预期、海外监管政策调整，或是合作企业战略转向，项目便存在中断风险，国内创新药企将承受冲击。由此可见，锻造“出海”全链条能力，仍然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核心课题。对企业而言，既要抓住海外授权合作的机会，也要深耕源头创新，搭建覆盖早期研发、全球多中心临床、海外注册申报、商业化落地的完整能力体系，接受全球标准的持续检验。 尊界刹车风波暴露汽车业过度内卷问题 华为与江淮汽车合作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尊界，近期陷入产品安全争议。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3辆尊界V800在进行百公里紧急制动测试时，均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随后回应称，相关测试属于非标准极端工况，实际使用中尚未发生类似故障，但仍将优化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车辆提供免费升级。10月10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整治部分车企过度压缩研发周期、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明确提及尊界刹车事件，并强调汽车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断裂。文章批评部分车企片面追求上市速度和降低成本，删减实车测试，最终将安全风险留给消费者。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并未直接批评华为公司，事件责任也有待权威调查，但其批评所指向的经营问题值得华为重视。长期以来，华为强调快速迭代、技术领先和强势市场竞争，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中也延续了这种风格。问题在于，汽车涉及公共安全，激进的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一旦超过质量管理能力，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当前中央持续整治行业内卷，强调产品质量和公平竞争，华为作为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同样需要符合这些政策要求。此次风波也提醒华为，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无法代替产品安全验证，企业的市场竞争最终仍要建立在可靠的产品质量和消费者信任之上。 中国电影市场的供需错配矛盾深化 中国电影市场的供需错配矛盾已愈加显著。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仅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9万，较2019年高峰水平明显回落；截至10月7日，全年累计票房和观影人次较2019年同期分别下降42.57%和44.16%。与此同时，影院供给仍在持续增长，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银幕数量已接近9.6万块，较2019年底增长超过三成，放映端扩张速度明显快于消费恢复速度。这一变化反映出电影行业过去依靠银幕扩张、档期营销和票房增长驱动的发展模式正在失效。随着短视频、网络影视、线上娱乐、演唱会及线下休闲消费分流观众时间，电影消费频率下降，影院“有场无客”的问题更加突出。2026年国庆档虽然排片场次维持高位，但单场观影人数下降，影院设备、租金、人力等固定成本难以摊薄，导致单银幕产出持续下滑。从企业经营看，行业压力已传导至院线端。2026年上半年，7家A股上市院线企业中有6家出现亏损，传统依赖票房分成的商业模式面临挑战。 AI眼镜给“眼镜之都”丹阳带来产业压力 AI眼镜快速升温，正在给“中国眼镜之都”丹阳带来新的产业压力。丹阳拥有1600多家眼镜相关企业、5万多名从业者，镜片年产量超过4亿副，占全国约75%，长期优势在于镜片加工、镀膜、检测和终端验配等环节。但AI眼镜改变了传统产业链结构，核心价值开始向芯片、光学显示模组、算法和软件集中，丹阳最擅长的近视矫正镜片仍处于相对靠后的配套环节。与此同时，AI眼镜迭代速度快、型号绑定强，中小商户进货后面临库存快速贬值风险，上游镜片企业也需要针对具体机型反复适配，一旦品牌销量不及预期，前期投入很难像传统镜片一样通过其他渠道消化。目前，明月镜片等龙头已经进入小米等品牌供应链，但AI眼镜业务规模仍然有限。有分析指出，丹阳如果继续只做镜片，可能仍停留在低附加值供应商位置；如果向整机延伸，又缺少芯片、光机和软件能力。AI眼镜对丹阳真正形成的不是简单的增量市场，而是一场产业位置重新排序。未来丹阳能否从“镜片制造基地”升级为“智能视光产业集群”，将决定其原有产业优势能否延续。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丹阳并非个案。许多依赖单一特色产业的城市，都可能在技术迭代中面临产业链重构压力，并进一步影响中小企业、就业和居民收入。地方政府或可通过技术改造、公共平台和转型支持，帮助传统产业嵌入新产业链，避免地方产业生态出现断层。 海外市场支撑新能源汽车两位数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 大湾区首店经济仍面临提质升级挑战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迎来集中爆发。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亮眼的假日消费数据背后，是“首店效应”的持续赋能。在广州，白鹅潭万象城正式开门迎客，该商场汇聚近500家优质品牌，定制店、旗舰店、首店占比超六成，其中包含99家广州首店、139家荔湾首店；在佛山，万象天地于9月28日正式开业，引入的近400个品牌中超过50%为佛山首店；在深圳，多个商圈迎来首店集中落地。深圳湾万象城迎来美国高端瑜伽生活方式品牌Alo内地首店，海岸城迎来吉伊卡哇深圳首家旗舰店，深业上城落地Coach Play概念店中国内地首店等等。热度之下，湾区首店经济仍面临提质升级的现实挑战。当前，部分首店仍存在“网红短命”问题，开业初期流量爆棚，热度褪去后，可能会出现复购不足、客流下滑的局面。同时，高能级全国首店、国际首店高度集中于广深两城，湾区其他城市消费能级不均衡的问题依旧存在。 中东欧制造业对华依赖持续加深 中东欧制造业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正在加深，并逐渐由中间品贸易向产业投资延伸。彭博社数据显示，中东欧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包含的中国制造增加值占比已达5%至6%，接近德国约3%水平的两倍，反映出该地区对中国零部件、中间产品及生产设备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西欧主要工业经济体。这一差异与中东欧长期承接德国汽车、机械等产业链转移密切相关，其制造业既依赖西欧市场，又持续需要中国供应链提供成本和技术支持。近年来，随着德国汽车和化工等传统产业增长放缓，中东欧国家开始寻求新的产业投资来源。匈牙利积极引入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推动电池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波兰、斯洛伐克等国也在加强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联系。中国资本进入不仅有助于弥补当地制造业投资缺口，还可能改变中东欧长期依附德国工业体系的产业分工格局。不过，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贸易限制、外资安全审查及本地化要求，也使相关投资面临政策不确定性。中东欧对华供应链依赖加深与欧盟强化经济安全政策并存，可能使该地区成为未来中欧产业合作与利益摩擦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泰国加强严查外籍代持购房 日前，泰国警方在曼谷高端住宅区开展专项行动，查扣95家公司名下94套带土地住宅，涉案资产估值约60亿泰铢（约12亿元人民币）。案件牵涉96名外籍、156名泰籍人员，已对外籍人员签发86份逮捕令，抓获11人，含10名中国籍、1名美国籍人员。泰国警方调查认为，不法分子利用泰籍持股51%、外籍持股49%的股权架构，通过空壳公司非法代持房产土地，部分泰籍人员身份证信息遭冒用注册成为股东。该股权架构本身不违法，警方要查的是，谁实际支付购房款、谁控制公司、谁享有房屋收益，以及公司是否存在正常经营活动。此前警方已开展7轮同类调查，本轮涉案资产规模接近前7轮总和的两倍，案件尚在侦查阶段。这也预示着在泰华人的灰色操作空间快速收紧。长期以来不少华人采用“泰籍代持与空壳公司”（泰股51%、外股49%）这套模式购买当地土地住宅，市场上也把它当成通行“购房方案”。过去监管抽查力度有限，这类灰色安排大量存在，很多人低估法律风险。而本次大规模突击查扣资产、批量发逮捕令，叠加此前7轮系列打击，说明泰国官方不再容忍这种借股权架构规避土地法规的行为，灰色捷径被强力封堵。此外，华人在泰资产安全风险也将显著上升。以往代持风险多集中在泰籍名义股东反悔、产权纠纷；现在升级为刑事层面调查与资产冻结。一旦被认定为空壳代持，名下房产土地会被警方查扣，资金、股权都将卷入司法程序。 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凸显经济分化 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恶化，居民生活成本压力与资产差异正在加剧消费市场分化。密歇根大学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0月上旬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46.3，低于市场预期的47.6，创5月以来新低，较2025年同期下降13.6%。其中，消费者现况指数由9月的50.9骤降至44.7，创历史最低水平，耐用品购买条件也因高物价和借贷成本而显著恶化。与此同时，一年期通胀预期由4.6%升至4.7%，未来5至10年通胀预期由3.4%升至3.5%，均为连续第二个月上升。调查显示，低收入及股票资产较少家庭的信心下降尤为明显，反映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未能普遍抵消生活成本压力。当前美国消费支出仍受到高收入家庭和金融资产增值支撑，但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与消费意愿持续承压，可能使消费增长进一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现况评价创历史新低，而预期指数反而小幅回升，表明居民对当前经济状况的不满比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更为突出。若就业和收入增长进一步放缓，美国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需求疲弱，并加大美联储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的难度。 高盛预测汽油价格决定美国中选 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一个月，高盛最新《美国选举观察》显示，预测市场给予民主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约65%的概率，众议院易手的市场定价已超过90%。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盛将选情变化与汽油价格走势直接联系起来：伊朗战争后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民主党在国会普选票中的领先幅度也同步扩大。当前美国通胀仍高于2%的政策目标，而汽油、柴油价格上涨不仅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还会通过运输、农业和工业生产向食品及工业品价格传导。安邦智库（ANBOUND）早在今年美伊战争伊始之时就曾警告，即使只是短期油价上涨，对于高度关注通胀表现的特朗普政府而言也绝非好消息，尤其汽柴油价格具有极强的民生感受和政治传导效应，完全可能影响选民立场。现在看，高盛把汽油价格与选情变化直接叠加，实际上正在验证这一判断：能源价格并不是外围变量，而可能通过通胀、居民情绪和投票行为层层传导，成为决定本轮美国中期选举走向的重要因素。 马姆达尼的纽约“富人税”设想面临落空 据《纽约邮报》日前报道，纽约市针对第一套住宅以外的豪华住宅征收的“pied-à-terre”附加税在执行中遇到明显阻力。截至目前，纽约市财政部门已收到约1万份豁免申请，其中约5700份获批，超过一半。与此同时，纽约州最高法院此前认定市政府最初的通知程序存在程序性问题，要求重新进行个别认定，市政府虽已上诉，但相关争议仍未解决。这使马姆达尼政府原先设想的税基面临明显缩水。按照纽约市政府此前公布的信息，市财政部门曾向约1.7万名潜在适用对象寄送通知。马姆达尼政府今年推出这项针对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第二住宅的附加税时，预计每年可增加约5亿美元财政收入，并将其作为让高收入、高资产群体承担更多公共服务成本的重要政策。但从目前执行情况看，高净值房产的实际居住性质、信托和公司持有结构比最初估计更复杂，导致“潜在纳税对象”与“最终可征税对象”之间出现较大落差。由此看，马姆达尼这项“向富人征税”的政策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已从政治可行性转向执行能力。如果豁免比例继续维持高位、法院又要求重新认定，原先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目标很可能难以兑现，也说明马姆达尼“劫富济贫”的政策设想落地可能要比预期难上许多。 欧洲主权债资金开始“东移” 欧洲主权债市场最近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些过去并不处于欧洲债券配置中心的中东欧国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资金的关注。 今年7月，保加利亚在加入欧元区后首次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增发总额25亿欧元的三笔欧元主权债，最终获得超过95亿欧元认购，认购规模接近发行额的4倍。强劲需求使三笔债券最终发行利差较初始报价分别收窄25—30个基点。 立陶宛今年1月发行20亿欧元欧债时获得58.2亿欧元订单，5月再次发行10亿欧元7.5年期债券，订单超过40亿欧元、达到发行规模4倍。彭博最新的主权债指数显示，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欧元债已经成为2026年以来欧洲表现最好的主权债市场之一。 在新政府改善与欧盟关系、财政整顿以及加入欧元区预期升温之后，匈牙利国债重新受到国际投资者追捧，2026年以来外国投资者流入匈牙利债券的资金约135亿美元，外资持有规模达到2019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今年3月约7.13%的阶段高位降至9月的5.64%。 彭博社近日报道称，规模25亿美元的基金Nomura Global Dynamic Bond Fund目前已将约15%的资产配置于东欧主权债，为其基金史上的最高水平。可以看出，资金对东欧主权债的兴趣已经不再局限于个别新债发行，而开始表现为持续的资产配置变化。 与东欧债券受到追捧形成反差的，是传统西欧主权债市场近来持续承压。 9月25日，法国10年期国债相对德国国债的利差已经扩大至110个基点以上，为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5年期主权信用违约掉期（CDS）升至约52个基点，为2017年以来最高，较六个月前几乎翻了一倍。到9月29日，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进一步升至约4.76%，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虽然不存在法国这样的信用风险问题，但债券市场同样出现明显压力。8月，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为2011年以来最高；一场10年期国债发行原计划出售60亿欧元，实际仅售出38亿欧元，显示市场对不断增加的债券供给的态度更加谨慎。进入9月，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又升至3.50%以上，达到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高位。英国的压力更为明显，9月10日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378%，为2007年以来最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948%，创1998年以来新高。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主权债市场长期形成的“西重东轻”的格局，正在出现一些边际变化。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依然是欧洲债券市场的绝对主体，但国际资金的配置方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部分中东欧主权债正在进入更多机构投资者的选择范围。 长期以来，欧洲债市逐渐形成了一套非常明确的信用等级和投资秩序。德国国债是整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和避险资产，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紧随其后，南欧属于“外围市场”，至于经济体量较小、货币制度尚未完全融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则更多被看作新兴欧洲资产。2011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普遍徘徊在7.5%左右的危机水平，德国和法国则站在安全的一端，成为资金避险的主要去处。 十五年之后，这张“地图”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路透社9月10日的报道指出，当年被称作“PIIGS”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经过多轮财政调整和信用修复之后，除意大利仍存在较明显的债务问题外，多国信用评级不断上升，目前政府债券收益率甚至已经低于法国。希腊政府债务率已经从2020年超过GDP的209%降至2026年的约137%，爱尔兰则从2012年的约120%降至30%稍多。有欧洲媒体因此形容，欧洲债市过去的“英雄和反派”正在交换位置。现在中东欧债券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实际上是在这一长期变化上进一步向东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主权债市场的变化，与欧洲整体宏观环境与格局的转换有密切关系。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在《从崛起到衰落：欧洲四大红利的瓦解》中曾经说过，欧洲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普通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是过去支撑欧洲战后发展的外部安全、廉价能源、全球化分工以及人口等红利正在同时削弱。过去十年美国依靠创新和资本市场保持扩张，中国依托新兴产业继续追赶，而欧洲增长长期处在发达经济体相对偏低位置，德国制造业、法国财政、欧洲投资和技术创新都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压力，因此欧洲的相对衰落具有长期性。现在，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在进一步传导到欧洲主权债市场。 以德国为例，德国国债仍然是欧洲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但支持它过去长期保持低融资成本的条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国在疫情前长期以严格财政纪律著称，政府债券不仅信用等级高，而且供给有限，因此德国国债本身具有很强的稀缺性。但是现在德国开始大规模增加国防、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据欧盟委员会预计，德国财政赤字将从2025年GDP的2.7%扩大至2026年的3.7%，2027年进一步达到4.1%，政府债务率也将由63.5%升至68%。其中，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是赤字扩张的重要原因。德国的信用基础并没有因此突然消失，但“高信用、低供给”的组合正在改变，德国国债过去享有的稀缺性自然也会有所减弱。 法国面对的问题更加尖锐。欧盟委员会预计，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只有0.8%，财政赤字仍将达到GDP的5.1%，政府债务率则会从2025年的115.6%升至2026年的118.1%，2027年超过120%。仅政府利息支出就预计从2026年占GDP的2.6%进一步升至2027年的2.8%。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高福利、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法国政治中极难削减的支出，而不断增加的军费、安全、能源以及产业政策投入，又构成新的财政需求。结果就是法国国债对德国国债的利差重新突破100个基点，显示了资本市场对法国国债的重新定价。 欧洲主权债市场的变化只有这一点是不够的。资金开始向东移动，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中东欧国家自己的条件在改善。 最典型的是保加利亚。2026年1月1日，保加利亚正式成为第21个欧元区成员国，保加利亚央行同时加入欧元体系。对一个主权债市场而言，这种变化的意义远不只是货币名称改变。进入欧元区意味着原有本币汇率风险消失，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进一步纳入欧洲统一体系，债券也更容易进入欧元资产投资者的配置范围。在政府债务率不足GDP三成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又能够提供高于德国的收益率，这就自然形成了投资吸引力。 立陶宛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况。立陶宛央行今年的《金融稳定评估》显示，虽然该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属于欧元区较高水平，但与德国10年期国债的利差不到1个百分点，5年期信用违约掉期利差还从约55个基点下降至45个基点。与此同时，立陶宛政府债务率只有约40%，预计2026年利息支出仅占GDP的0.9%，低于欧元区约1.5%的平均水平。今年4月，惠誉又将立陶宛主权评级从A上调至A+。 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欧洲主权债市场出现资金边际“东移”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德国、法国等传统西欧核心市场的财政、债券供给和风险定价条件出现变化；另一方面，一些过去长期处于欧洲债市“外围”的中东欧国家，经济信用和制度条件却在改善，同时仍然能够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投资者自然会重新计算风险与收益。 当然，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欧洲债券市场的中心已经转向东欧。德国国债仍是欧元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法国主权债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也不是多数东欧国家可以比拟的。中东欧内部的差异同样巨大，一些国家仍存在财政赤字、政治稳定和汇率等问题。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从来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中心转移，而是边际资金开始改变方向，以及资金转向背后，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结构性改变。过去投资欧洲国债，一个相当稳定的认识是西欧代表核心和安全，东欧意味着额外风险，现在，这种简单的判断显然不够用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欧洲主权债资金出现边际“东移”，是欧洲庞大债券市场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过去十多年间，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财政状况和信用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今这种变化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到债券价格和国际资本配置之中。西欧的核心地位不会突然消失，东欧也不会整体取而代之，但当资金已经开始重新比较法国、德国、保加利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的风险与收益时，欧洲主权债过去相对稳定的配置秩序，显然已经进入调整阶段。而这背后，是以西欧为传统核心的欧洲正在衰落。 部分省份的中小银行获提示防范集中配债 财联社日前报道，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久期不得高于存量久期。相关知情人士表示，各地指导力度、形式存在差异。华东某省进一步要求压降久期，定期报送数据；西部某省强调投资增速与贷款挂钩，并非直接限制配债总量，意在引导本地信贷投放。值得注意的是，提示发生于四季度初中小行债券持仓偏低之际。开源证券数据显示，8月末中小行配债增速降至4.87%，大行为18.05%。上海和北京多位机构交易员表示，前期超量卖债叠加明年信贷偏弱预期，中小行可能在年底尤其12月抢跑配债，以稳定资产规模锁定收益。上海一位机构交易员解释，去年债券投资亏损令风险偏好下降，上半年存款增长不及预期又压缩配债空间，促使中小行减持，但经历揽储与内部调整后，超卖银行正准备重新入场，增配规模虽难比往年，短期集中买债仍可能冲击交易，预防式指导体现了这一担心。这一潜在增量也面临供需偏紧的市场环境。华南某保险资管机构资深人士表示，今年发债无明显增量，各路资金仍在增持，大行买短债、非银买长债，“搞得收益率太低”，市场供需有些失衡。 FSB认为中国应对银行危机机制尚不达标 据财新报道，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银行危机处置能力的一项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内地现有制度在应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倒闭时，仍存在资金保障不足、应急安排不够成熟等问题，与国际金融稳定标准存在较大差距。FSB这项评估将中国内地的总体评级定为“重大不合规”，在资金安排的可信度及防范道德风险两项核心指标上，同样给予“重大不合规”评级。不过，在确保公共资金损失得到追偿方面，中国内地获得“基本合规”评级。FSB指出，对于中国内地，目前能够用于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基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向存款保险基金提供再贷款的安排。但这套机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可动用资金的规模和扩充能力有限，二是面对大型银行危机时，相关制度尚未做好充分的操作准备。FSB认为，处置中小银行的经验，并不足以证明中国已经具备应对大型系统重要性银行危机的充分能力。中国内地尚未充分建立跨监管部门的综合协调机制、具体操作程序以及相应的压力测试安排。在防范道德风险方面，FSB指出，中国现行制度尚未明确要求银行在获得公共资金支持前必须先行用尽私人融资渠道，也缺乏在银行风险处置中由债权人依法承担损失的一般性法定工具。FSB评估结果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这方面的准备普遍不足。在19个受评估司法辖区中，只有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四地获得最高的“完全合规”评级。 中国资本积累的效率约束越发显著 近日，BCA Research基于宾夕法尼亚世界数据集发布的2026年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资本存量与GDP之比已升至约5.5倍，超过美国、德国、韩国、印度等经济体，与日本接近。这一指标自2010年前后明显上升，反映出中国长期高强度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规模已相当庞大。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有所回落，表明新增资本形成的相对强度正在下降。资本存量持续扩大与新增投资强度减弱并存，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传统投资领域经过长期扩张，新增项目的经济回报面临递减压力；另一方面，部分制造业投资仍保持较高强度，但国内有效需求增长相对不足，可能进一步压低资本利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投资过剩，但如果这一趋势伴随资本回报率下降和产能利用不足，就可能削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可能逐渐从扩大资本规模转向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存量资产利用率以及扩大国内最终需求。 REITs扩容加快资产质量面临考验 今年以来，公募REITs市场持续扩容，底层资产范围从产业园区、高速公路、仓储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至商业不动产、能源等领域。截至2026年9月底，公募REITs产品数量达到89只，合计发行规模约2416亿元，前三季度注册生效的首发REITs达到29只，存量资产证券化仍在推进。但市场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资产价值已经被充分认可。与一级市场扩容相比，REITs二级市场表现仍承压，9月中证REITs相关指数继续调整，89只产品中上涨31只、下跌58只，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不同类型资产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稳定性。同时，REITs交易活跃度仍有限，9月89只REITs月成交额约73.6亿元，日均换手率约0.33%，说明市场深度和长期资金承接能力仍需提升。从底层逻辑看，REITs的核心并非简单将资产转化为金融产品，而是通过稳定现金流实现长期资本循环。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更多依靠政府投资和银行融资，而随着新增投资空间收窄，盘活存量资产成为重要方向。但不同资产的运营能力存在差异，商业不动产、产业园区等资产更加依赖市场化运营能力。未来，REITs市场的关键不再是增加多少产品，而是进入市场的资产能否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以及资本市场能否为优质资产形成合理定价。 A股回调下股票型ETF持续吸金 A股近期持续回调，但ETF资金却明显逆势流入。10月8日节后首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下跌0.79%，深证成指下跌2.07%，创业板指下跌3.15%，科创50更下跌4.82%，科技成长板块成为主要调整方向；10月9日市场早盘继续大幅下挫，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800点、创业板指跌破3000点，但午后资金进场推动主要指数全部翻红。到10月12日，市场仍未完全摆脱调整，截至午间上证指数下跌0.12%至3809.08点，深证成指下跌1.03%，创业板指下跌1.27%，两市及北交所超过4000只股票下跌。与A股表现形成反差的是，自9月28日至10月9日，股票型ETF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实现资金净流入，其中9月28日、10月8日和10月9日单日净流入均超过200亿元；仅10月9日，1596只股票型ETF合计净流入231.14亿元，其中宽基ETF净流入180.21亿元，科创50、创业板、中证1000和沪深300等均获得明显资金承接。这种资金行为更像是市场回调过程中的逆势配置。一方面，A股经过连续调整后估值和短期交易拥挤度有所下降，3800点附近已经出现较强资金承接；另一方面，国内利率仍处低位，资产荒环境下，宽基ETF仍是机构和长期资金低成本增加权益敞口的重要工具。不过，ETF大规模流入目前更多是在降低市场下行斜率，并不意味着A股新一轮上涨已经确立。海外高油价、高利率及科技板块估值消化仍构成压力。 围猎高净值人群的宜信被立案调查 10月12日，根据“平安北京朝阳”通报，目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已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并对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同时开通网上报案和邮寄报案渠道，要求投资人通过指定方式登记报案，全力追赃挽损。就在通报发布前一日晚间，宜信定向向类固收产品投资者推送致歉信，承认产品实质违约、集团或资不抵债。这场持续近5个月的“良性清退”正式转入刑事侦查阶段，宜信二十年的互金传奇就此轰然落幕。公开信息显示，财新估算涉事未兑付规模约300亿元，而宜信从业14年的前理财顾问测算，实际存量规模可达400-500 亿元，鼎盛时期类固收规模曾接近1500亿元，波及近十万高净值投资者。回溯宜信的发展史，它曾是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标杆企业，2015年12月旗下宜人贷登陆纽交所，巅峰时期公司员工超4万人。2018年国内P2P行业开启全面整顿，宜信剥离P2P标签主攻助贷业务，但在2021年《证券时报》深度调查曝光其底层架构隐患，平台在售32款类固收产品（面向高净值人群起投金额100万至500万元），仅对应21份产品协议，资金存在自融、资金池、期限错配等问题。如今来看，所谓“稳健类固收”更多是包装出来的幻象。 国内投行保代人数开始减员 保荐代表人（简称“保代”），这个曾经被视为投行“金饭碗”的职业，正经历着持续的减员。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保荐代表人数为7945人，较今年年初的8518人减少了573人。这是保代人数近8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据统计，今年中信证券的保代总数为533人，减少41人。另外，国信证券保代总数减少29人；中金公司保代总数减少21人。在经历并购重组的券商中，保代的减员情况也比较明显。比如，国泰海通合并后，今年保代总数跌破800人，为758人，减少了46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的保代人数，从年初的375人下滑至327人，减少了48人。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保代执业数据，截至10月11日，共有4036名保代成功保荐过项目，占比51%；另有357人曾有保荐项目，但因“撤否”至今未能成功保荐。上述两组数据合计为4393人，占比55%。这也意味着，近一半保代依然手握“零项目”。2026年，IPO数量有所回升，目前共有125家企业上市，仍明显低于2019年至2023年水平。定增市场同样如此，2019—2023年每年实施定增的企业在250—530家，但2024年开始跌破200家，2026年年初至今仅有182家。“项目荒”之下，“头部通吃”现象仍在加剧，今年前三季度，前三券商更是包揽了40%的IPO项目份额，创下历史新高。即便有项目可做，收入预期也不断被改写。投行收费持续走低，递延支付、追索扣回等制度相继落地，保代的离场不再是意外，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淘汰。 太盟投资或参与收购恒大物业控股权 据媒体10月12日报道，中国恒大及CEG Holdings已与一名选定投标人签订恒大物业控股权出售排他性协议，市场消息称该买方或为太盟投资。此前，恒大物业出售曾多轮推进，中海、华润、广东旅控等机构均曾参与或被视为潜在买方，但交易最终未能完成。此次太盟投资进入谈判阶段，意味着恒大物业出售再次向前推进。恒大物业受到市场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虽然背负恒大背景和历史问题，但物业业务本身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经营能力。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69.43亿元，在管面积约6.03亿平方米，第三方收入占比接近100%，业务保持稳定运营。对于恒大而言，出售物业是清盘过程中的资产处置安排；对于太盟投资而言，则是在行业调整期获得成熟物业服务平台、扩大不动产运营业务的机会。恒大物业出售过程反映出，房地产行业调整背景下，市场正在逐步将房企主体风险与旗下资产价值区分开来，资产评价也更多转向经营状况、现金流能力以及后续整合空间。恒大物业能否最终完成交易仍有待观察，但此次资本关注表明，部分房地产存量资产正在重新回到基于自身价值的市场评估体系中。 红利基金热度升温后掀起“限购潮” 国庆节过后，红利基金掀起一轮“限购潮”。10月9日，银河基金发布公告，将旗下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银河上证国有企业红利ETF发起式联接基金的单日申购限额设定为100万元，自10月13日起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同日，交银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和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基金也将单日申购限额设定为100万元；招商中证红利ETF联接基金则对非个人投资者实施单日10万元限额，自10月15日起恢复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业内人士认为，基金管理人暂停大额申购，一方面是避免短期大量资金涌入摊薄原有持有人的收益，另一方面有助于基金规模保持稳定，为投资组合的平稳运作提供保障。伴随红利基金热度升温，部分红利新基金也迎来提前结募。10月8日，路博迈基金发布公告，宣布旗下路博迈红利量化选股股票基金提前结束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10月16日。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还在积极布局红利赛道，产品申报与发行节奏持续加快。证监会网站显示，10月8日，嘉实基金提交了嘉实中证全指红利质量ETF的募集申请；9月30日，汇添富基金提交了汇添富中证全指红利质量ETF的募集申请；9月29日，工银瑞信、万家、易方达、南方、富国等多家基金公司分别提交了中证红利增长ETF的募集申请。从发行端来看，10月12日，博时恒生港股通红利低波动ETF、银华中证全指红利质量ETF、广发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同步启动发行，三只产品均计划在10月中下旬结束募集。 动力煤淡季突破千元凸显供给压力 国内动力煤价格近期持续上涨，传统消费淡季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供需紧张。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山西产动力煤平仓价达到1003元／吨，同比上涨42.27%，突破千元关口，创近两年新高。去年同期价格还在700元／吨左右。同期，CCTD环渤海动力煤现货参考价达到999元／吨，距离千元关口仅一步之遥。这轮煤价上涨，主要还是供给端持续收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3.6亿吨，同比下降7.7%，1—8月累计产量30.6亿吨，下降3.3%。其中，山西受煤矿安全检查、停产整改等因素影响，8月原煤产量同比大幅下降30.9%，成为全国煤炭减产的主要来源。进口方面，8月全国煤炭进口4209.2万吨，同比下降1.5%，印尼加强煤炭出口管理，也对国内进口形成一定影响。同时，煤炭运输和港口库存继续偏紧。10月7日起，大秦铁路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检修，部分煤炭运输受到影响。截至10月10日，环渤海主要港口动力煤库存约2211万吨，环比减少8万吨。随着北方地区逐步进入冬储阶段，电厂补库需求还将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9月已经要求加快符合条件煤矿复产，推动煤炭供应恢复，但实际产量释放仍需要时间。当前国内工业需求总体偏弱，煤价却逆势上涨，反映出供给收缩对价格的影响已经比较突出。后续煤价走势主要取决于山西煤矿复产、进口煤补充以及冬季用煤需求，煤价持续高位也将增加电力、化工等行业的经营成本。 警惕换汇赴港“薅高息”的风险 香港地区多家银行推出高息存款活动引发关注。近期，建行（亚洲）发布信息称，推广期内成功开户后，于建行（亚洲）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以港元／人民币1万至5万元办理定期存款可享3个月5.88%港元／人民币定存年利率。平安数字银行今年9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推荐好友开户后，推荐人可以获得奖赏，被推荐人成功开户后，开立1个月港元定期存款，首笔10万港元可享18%年利率。香港普通港元定期存款年利率大多在3%左右，而美元定存利率略高，部分产品年利率超过4%。与内地“1字头”定存利率相比，上述动辄双位数年利率的定存产品看起来很“香”，内地居民适合“上车”吗？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本就持有闲置外币者可短期尝试，但不建议内地居民专门换汇赴港“薅高息”。原因是两位数年化多为7天至1个月的限时营销，仅首笔小额可享，且须满足新客、新资金、达标门槛等条件。此外，外币兑换定存活动也要警惕“利率幻觉”。202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3%，两次换汇点差叠加汇兑波动，利息极易被吞噬。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居民还需关注合规问题及潜在风险。我国个人外汇管理规定，境内个人每人每年度等值5万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仅限于旅游、留学等经常项目下的合规用途，不可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加密资产市场三季度明显回暖 2026年第三季度，加密资产市场明显回暖。CoinGecko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加密资产总市值约2.96万亿美元，较二季度末增长36.22%；比特币收于8.36万美元，较二季度末上涨42.7%，市值占比升至57.17%。本轮上涨主要集中在8月中下旬，其背后并非单一情绪推动，而是宏观预期、ETF资金和筹码结构共同作用。一方面，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货币购买力担忧上升，使比特币的稀缺资产属性重新受到关注；另一方面，8月19日之后美国现货比特币ETF累计净流入约46亿美元，扭转此前持续流出状态，同时长期持有者持仓占流通供应量升至约83%，可交易筹码减少，放大了价格上涨。进入9月后，比特币转为高位震荡，监管不确定性重新影响定价。与此同时，现实世界资产（RWA）继续扩张，三季度总市值增至385.52亿美元，其中股票RWA季度增长65.83%，成为最活跃方向。由此看，三季度数字资产市场的变化不只是价格反弹，更体现出机构资金回流、传统资产代币化提速以及监管框架逐步成形，加密资产正在进一步从高波动交易市场向更制度化的金融资产市场演进。 全球回购市场扩张或加剧金融杠杆风险 全球回购市场规模持续扩张，货币市场基金正成为短期融资体系的重要资金供给者。据《金融时报》及纽约联储相关资料，美国回购市场规模已由此前约7万亿美元扩大至逾10万亿美元，全球未平仓回购交易总额预计将从2022年的15.5万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22万亿美元，增幅约42%。美国金融体系中，货币市场基金提供的回购融资近年来明显增加，已成为对冲基金等机构获取短期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回购交易通过证券抵押实现短期融资，既能提高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也为杠杆交易提供便利。随着美国国债供给持续增加，对冲基金利用回购融资开展国债现券与期货基差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使国债市场流动性与短期融资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值得警惕的是，回购市场规模扩张并不必然意味着系统性风险上升，但当融资高度依赖短期滚动续作、抵押品价格波动与杠杆头寸集中平仓相互叠加时，局部流动性紧张可能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债市场。2020年3月的美国国债市场动荡已经暴露了类似脆弱性。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回购市场中的作用持续增强，传统银行监管框架对金融杠杆和流动性风险的覆盖不足问题可能进一步突出。 欧盟就资本市场监管改革谈判达成共识 《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财长日前就资本市场监管改革谈判立场达成共识，拟由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直接监管主要跨境交易场所、清算所、证券存管机构及部分大型加密资产服务商，并引入单一跨境经营许可、推动结算规则统一。欧委会认为，27国监管机构分管35个交易所、17个清算机构和28个证券存管机构，造成市场分割、流动性不足及融资成本上升，改革旨在支持企业在本地融资扩张。但德国为德意志交易所争取豁免，引发卢森堡、比利时等小国不满，要求保留本国监管权。妥协后，拟纳入的清算机构由9家减至6家，证券存管机构由15家减至13家，约360家加密资产服务商中仅10—15家预计被直接监管。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改革虽面临挑战，若能实现一体化，有望缓解内部资金外流并吸引外部资本。欧委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股市市值相当于GDP的73%，美国为270%；欧盟另有约10万亿欧元家庭银行存款，显示资金动员和市场扩容潜力。 阿根廷重申坚持银行业加密货币业务禁令 近日，阿根廷央行金融与外汇机构监管负责人胡安·库鲁切特表态，当前阿根廷经济基本面仍然脆弱，短期内不会放开银行与支付机构参与加密资产业务，自2022年落地的加密货币银行禁令将继续执行；但政策窗口有望在米莱第二个总统任期迎来转机，届时加密资产或将正式向本国银行业开放。2022年5月，阿根廷央行出台规定，禁止国内银行、支付服务商为客户提供加密货币相关交易服务，不得协助用户开展数字资产买卖、托管等业务。禁令出台初衷，是监管层担忧加密资产会冲击本就不稳定的外汇体系、放大金融风险，加剧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同时防范洗钱等金融犯罪风险。米莱一直支持货币自由理念，竞选期间就表达过对加密资产的认可，上台后也持续推动本国金融去管制改革。但现实的经济压力，让央行在加密银行准入这件事上保持谨慎。值得注意的是，禁令之下阿根廷依旧是拉美加密市场高地。Chainalysis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流入阿根廷的加密资产规模超过885亿美元，民众自发使用加密货币对冲比索通胀、美元荒。本土金融机构也没有完全停止布局，不少银行集团选择在合规银行主体之外，设立独立实体研发稳定币、资产代币化等项目，在监管红线外提前布局链上金融基础设施，等待政策放开窗口期。 半导体热潮或导致韩国通胀长期性 10月12日电韩国央行行长申铉松就宏观经济前景作出最新研判。他表示，在半导体产业表现强劲及其对内需的带动作用支撑下，韩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健增长。在物价形势方面，申铉松释放了偏鹰派信号。他表示，随着成本压力持续传导、收入状况改善逐步推高需求端压力，韩国通胀率预计将在“一段时间内”高于央行目标水平。这意味着，即便经济增长动能尚存，物价稳定仍是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关切，韩国央行短期内转向宽松缺乏基础。此前，韩国央行已连续第二次上调基准利率，决策依据包括经济增长强于预期、通胀加速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仍处高位。针对后续政策路径，申铉松明确表示，进一步加息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数据，央行将在持续观察后续货币政策效果与通胀走势的同时审慎决策。在金融稳定与外汇市场层面，申铉松进行了双重表态。一方面，他强调金融稳定风险仍需关注；另一方面，他指出美元兑韩元汇率基本面稳健，整体保持稳定走势。这一表述反映出韩国央行在推进紧缩周期时，试图兼顾国内信贷风险管控与外部汇率稳定的多重目标。与此同时，市场对韩国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持续升温。据彭博社报道，韩元掉期市场目前定价显示，未来六个月韩国央行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约为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