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载文解读亚洲“孤独经济”背后的社会转变 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是一个“捆绑式”的整体。如今，在东亚各地，这种模式正在瓦解，原本包含在家庭生活中的各项职能，正逐一转变为需要付费购买的服务。对于那些将亚洲消费数据视为需求信号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本刊讯】香港亚洲时报网站9月14日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席教授杨振的一篇文章，题为《亚洲孤独的一人经济》，摘要如下： 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是一个“捆绑式”的整体。在同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房租与伙食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彼此陪伴，并在遭遇不幸时相互扶持。这些活动从未被逐项计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几乎将其忽略。 如今，在东亚各地，这种模式正在瓦解，原本包含在家庭生活中的各项职能，正逐一转变为需要付费购买的服务。人们通常将这一现象称为“孤独经济”，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家庭功能的拆分计价”。 在韩国，单人家庭已占家庭总数的36%，成为占比最大的家庭类型。日本这一比例在2020年为38%，预计到2050年将升至44%。而在东京，单人家庭占比早已超过半数。 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独居人口达1.25亿，相当于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单人家庭。生育率已经同步下降。韩国的生育率为0.80，香港为0.84，而台湾地区的新生儿数量在2025年一年内就下降了20%。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消费规模。中国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单身人士的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两年间增长约50%。面向老年群体的“银发经济”规模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万亿美元）。“拉布布”潮玩的出品企业泡泡玛特去年营收达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5%。 对于这些数据，通常有两种解读，但我认为两种解读都未抓住重点。一种解读是“人口末日论”：人口减少意味着市场萎缩和经济衰退。另一种则是零售商的视角：不必在意出生率，消费者依然在花钱。前者忽视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市场，后者则忽略了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究竟从何而来。 “单身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转移，而非新的经济活动。一家人在家做晚饭，这不会计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一个人点一份单人餐、在线追剧而不是与配偶交谈、并且花钱雇人周末陪同游览时，原本家庭内部完成的功能，就转化成了市场交易。产出增加，部分原因在于统计的范围发生了变化。 对于那些将亚洲消费数据视为需求信号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某些看似“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实则是单身消费者无法避免的额外成本：房租、冰箱、电费等开销都需独自承担，无人分摊。 这种额外成本也体现在环境层面。一项针对欧盟家庭的研究发现，独居者的碳足迹在各家庭类型中是最高的，人均每年约9.2吨，约为五人及以上家庭人均碳足迹的两倍。尽管这是一项欧洲研究，但其计算逻辑具有普适性。而考虑到很多气候计划是基于国家总量而非人均水平制定的，这项研究的结论令人不安。 由此可见，“单身经济”兼具三重属性：既是真实的消费市场，也是统计数据造就的产物，同时还伴随着效率的损失。然而，大多数政策讨论往往只强调其中某一方面。 市场擅长将餐饮、娱乐和付费陪伴服务进行拆分，却难以替代家庭最擅长的两项功能：提供保障以抵御重大变故，以及提供床前照护。 你可以买到单人份火锅，却买不到一个能在你未按时起床时察觉异样的人。正因如此，一款名为“死了么”的签到应用在1月份登上了中国付费应用排行榜榜首。若用户连续两天未签到，系统便会向紧急联系人发送警报。这是一种付费替代方案，用来取代不久前还无需商业化产品来完成的一项工作。 各国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应对之策。日本于2021年设立了“孤独担当大臣”一职。首尔计划在五年内投入4510亿韩元（约合3.26亿美元），用于提供心理咨询、设立热线电话以及采取其他措施，以应对社交孤立和“孤独死”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社会联系委员会指出，孤独每年造成约87.1万人死亡，大约每小时100人，并估计全球每六人中就有一人深受其扰。 独居与社交孤立是两回事，而政策往往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近半数独居的韩国人表示自己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这意味着另一半人并无此感，而生活在人口拥挤的大家庭中的许多人也可能倍感孤寂。 如果政府将“家庭规模小”简单等同于社交孤立，其资金就会投入错误的地方。商业品牌早已洞察这一点：该地区的营销策略主打“独立”，而非“慰藉”。 照护缺口在医院尤为突出。重症救治往往预设了“近亲”的存在，即在患者无法签署出院文件时代为决策，或在凌晨三点接听医院电话的人。 倘若患者身边没有配偶、子女或手足，那么代理决策、监护安排及出院规划就从伦理研讨课题，变成了制约医院床位周转速度的难题。 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将有1080万名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占总户数的1/5。人口学家更发出警告称，完全没有亲属的老年人数量正在增加。然而，现行的照护体系往往建立在“有亲属协助”这一前提之上，而对于越来越多的患者来说，这种亲属支持将是不存在的。 解决之道平淡无奇：法定非亲属代理人、默认照护支持网络，以及跟随个人而非家庭的长期照护权益。相比急诊服务，它们的成本也低得多。 然而，该地区最具深远影响的出口产品，或许既不是卡拉OK包厢，也不是签到应用，而是关于机器人陪护的监管规则。 中国针对“拟人化”人工智能服务制定的新规已于7月15日生效。这些规定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虚拟恋爱服务，要求14岁以下用户必须获得监护人同意，要求服务提供商在用户流露自伤倾向时进行干预，并将情感过度依赖视为一种需要管控的风险。 美国也正在推出类似法规，各州立法机构纷纷采取行动。纽约州关于信息披露和危机转介的法律已于去年11月生效，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关法律于1月生效。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法律也将于明年1月生效。 到6月，全美27个州已有78项相关法案在推进。在欧盟，《人工智能法》规定的透明度义务——其中包括必须告知用户其交流对象是机器——自8月2日起落地执行。 由此，三大法律体系已在大约一年内先后开始将“工程化亲密关系”视为一种受监管的产品。谁为“一人群体”规模化提供陪伴服务，谁就将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涵盖注意义务、信息披露、危机升级处理以及数据使用等各个方面，以应对情感依赖关系中的种种问题。 就目前而言，中国制定的标准最为详尽。 有三项举措会有助于改善现状。第一，应评估“照护能力”（即谁能发现紧急状况），而非仅仅统计家庭人口规模。第二，应将签到类应用和陪伴类应用视为安全基础设施，依据其与急救及医疗服务的联系而非用户活跃度来评估其优劣。第三，更新“自选家人”相关法律。代理医疗决策、医院近亲属认定、租赁权继承、陪护休假等制度，至今仍预设用户拥有配偶或子女，但1/3的家庭将不具备这类亲属。（朱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