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专家文章《世界进入“青春期模式”》 【本刊讯】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网站9月8日发表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国际问题分析专家安德烈斯·奥尔特加的一篇文章，题为《世界进入“青春期模式”》，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世界已进入“青春期模式”，在各种危机之间跳转，处于危险的漂流状态。进入这种模式本身并非坏事，关键在于必须懂得如何走出来。） 世界不久前就进入了“青春期模式”。地缘政治处于青春期模式，特朗普处于青春期模式，民众也处于这种模式中。或许我们都该学会进入这一模式，同时也应学会如何走出来。尽管它有时能带来积极影响，但若长期停留在其中，则会变得危险。 曼努埃尔·塞夫里安——一位几个月前去世的才华横溢的多维技术思想家——曾倡导这种模式的种种优点，不过他也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他当时想到的是个人，或是政治和社会运动，而非国家。但现在，是整个世界都处在那种模式之中。 这一概念与法国哲学家居伊·德博尔提出的“漂移”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德博尔是1968年情境主义国际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博尔虽然没有直接谈论“青春期模式”，但在他的《漂移理论》中，他将“漂移”定义为一种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行走，并对这种游荡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一切保持开放关注的状态。它既不是纯粹的闲逛，也不是完全的随机。德博尔认为，“漂移”既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放任，也是对变量逐步认知的过程。如果再添上一种因缺乏方向而产生的生存性不安，那就恰是对“青春期模式”的很好定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这种模式之中。我们从一场危机跳转到另一场危机，有时步履悠闲，有时又步履匆匆。这些危机时而自然发生，时而源于那些身居高位、却不加深思熟虑的领导人自己，他们正是让各种危机累积、频发的始作俑者；时而由技术飞跃所导致，企业绝非处在“青春期”懵懂无知的状态，它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尽管有时像学徒一样莽撞；还有的则源于社会运动。而媒体对即时性的痴迷也在推波助澜。 唐纳德·特朗普应对危机的方式带有一种“青春期模式”的特征，其策略和方向总是变幻不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特朗普本身就是这种“青春期模式”的某种外在表现。他不断制造问题，自己却又不知如何解决，进而又引发新的问题；他发起运动、发动战争，任由自身被卷入其中。我们在乌克兰、加沙或伊朗问题上都已经见识过，在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而中国领导人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世界步入“青春期模式”时，作为新技术的最大用户群体，即16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反而对技术日益感到不安。西方的一些调查印证了这种心态。大多数年轻人对人工智能持担忧多于兴奋的态度，这一观点也为成年人所认同。在那些确实认为人工智能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人群中，有1/3的人提到了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或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的丧失，这一比例超过了担心失业的人群。 几个月前，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亚利桑那大学遭遇喝倒彩，这一事件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他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声称人工智能将改变“每一个行业、每一间教室、每一所医院”。西方的年轻人正处于焦虑之中，经历着内在的生理性的变化，而他们自己往往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状况恰好映射了当今世界宏观层面的境况。“青春期模式”瓦解了既有的世界秩序，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替代结构。本质上，这是一种无序状态，而那些推动这一进程的人，却不知该如何走出来。 并不是说世界正在走向“漂移”，而是说世界已经“处在”一种漂移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当下的常态，由心理地理学所界定，尽管从物质地理学本身角度看，世界依然固守原貌，但心理层面的洋流、定点与漩涡已然发生了位移，这也解释了普遍存在的不安与忧虑。我们深知某种重大变化正在发生，却又无法确切把握其本质。我们能感觉到自身与所处环境正经历着一场变革，而这场变革由三大相互作用的变量共同驱动：技术变革、全球化，以及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崛起。我们已步入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但太多人，也包括专家在内花了太久才意识到这一点。面对这一深刻的变革进程，无论是普通民众、各类机构还是领导人，都陷入了那种“青春期模式”。这意味着，他们自身也在一连串不断变化且无法预判的变动中运转。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欧洲。曾几何时，欧洲致力于成为“绿色欧洲”。而如今面对自身工业体系和社会各阶层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它正转而选择一条“棕色欧洲”之路，即由军工产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国自身的军工产业与人工智能所主导的路径。 或许我们需要那些还怀有批判精神，或者至少仍保持警醒思维的年轻人，指引我们摆脱这种模式。（王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