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信息20261022 - 参阅信息

国内外重要行业动态 据新华财经报道，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意见围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提高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效能、营造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和拓展深度融合的发展空间6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据新华财经报道，欧盟统计局2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二季度欧元区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3%，高于一季度的3.2%。 西方左右翼政治竞争或正从相互纠偏走向相互强化 2026年9月20日，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德国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明显领先于传统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选后调查显示，在柏林穆斯林选民中，左翼党的支持率达到51%，明显高于其在全体选民中的得票率。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在同一场选举中获得约16%的选票，创下该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的最好成绩。德国首都的这次选举因此呈现出一种特殊现象：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同时取得突破，而长期主导德国政治的传统中间政党相对失势。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德国政党体系的重新调整，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间通过竞争实现社会自我修复的机制，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从历史上看，左右翼政治竞争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纠偏功能。现代左翼政治的重要基础，是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劳资矛盾、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不足；右翼政治则通常更加强调市场机制、财产权利、社会秩序以及传统制度的延续。当某种政治力量长期主导社会治理时，其政策缺陷可能逐渐积累，并为对立政治力量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例如，过度强调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分配，可能扩大公众对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预的需求；过度扩张公共支出和行政干预，也可能引发对财政可持续性、经济活力和个人自由的重新关注。左右翼因此能够通过选举竞争形成某种反馈关系，使社会政策在不同目标之间不断调整。这一机制可以解释部分欧洲国家战后福利国家建设、市场化改革以及随后重新强调社会保护的政策变化，但它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政治竞争的双方虽然存在政策分歧，却仍然承认相对一致的制度框架，并能够将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可以协商和调整的公共政策。 近年来欧洲政治发生的重要变化，在于左右翼竞争已经越来越难以用财富创造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加以概括。移民、民族认同、宗教文化、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国际政治立场，正在成为影响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2024年查珀尔希尔专家调查所形成的欧洲政党长期数据表明，传统经济左右翼之外，围绕移民和欧洲一体化形成的跨国政治分歧已经成为欧洲政党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政治学研究还发现，欧洲选民对政党的判断正在由单一的经济左右翼维度，转向更加重视绿色、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立场与传统主义、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一个政党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属于左翼，却在文化议题上与某些传统工人阶级选民产生距离；一个右翼政党也可能通过反移民、反全球化和维护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吸引原本支持左翼的低收入群体。传统的阶级政治并未消失，但阶级利益已经不再能够单独决定政治联盟的形成。 柏林左翼党的选举突破，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该党前身与东德统一社会党存在历史联系，长期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再分配政治传统。此次选举中，左翼党仍然将住房负担、租金上涨和社会公平作为重要议题，主张采取更强的公共干预措施解决柏林住房危机。德国公共广播机构的选民调查显示，在可负担住房和社会公正两项议题上，左翼党的政策能力评价明显领先于其他政党，分别获得37%和32%的受访者认可。这说明，左翼党的胜利不能简单解释为移民人口增长或穆斯林选民集中支持的结果，传统经济社会议题依然具有重要动员作用。但与此同时，左翼党在穆斯林选民中取得51%的支持率，表明其政治联盟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产业工人和经济左翼选民的范围。住房、社会福利、反歧视、移民权利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等不同议题，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中形成了某种相互联系的政治动员结构。 这种政治联盟的形成，具有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特点，即共同政治诉求可能暂时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欧洲激进左翼通常强调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个人自由和反对传统权威，而部分宗教保守主义群体在家庭、宗教规范及社会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与其明显不同。但是，当双方在反对歧视、维护移民权益或者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等问题上存在共同立场时，这些分歧未必立即妨碍政治合作。政治联盟由此不再完全建立在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之上，而可能围绕某些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议题形成。其结果是，政党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未必拥有一致的长期政治目标，却能够在特定时期支持同一政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左翼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样能够将经济自由主义者、传统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部分福利保护主义选民组织在一起。现代政党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其能否将原本存在差异的社会诉求整合为具有选举吸引力的政治叙事。 但政治联盟的扩大，也可能带来新的组织边界问题。柏林左翼党胜选后，其新克尔恩区地方组织因与争议人物的接触而受到广泛批评。具有有组织犯罪背景的雷莫家族成员出现在左翼党选举庆祝活动中，联邦议员费拉特·科恰克与该家族成员的私人交流也被媒体披露。科恰克随后承认，在没有充分核实对方背景的情况下继续交流并请求转发政治视频，属于自己的失误，并退出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另有被指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有关联的人物出现在庆祝活动中，引发有关反犹主义和极端主义网络的争议。左翼党方面否认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存在政治或个人合作关系，并强调部分活动属于公开场合。这些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左翼党与犯罪集团或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系统性的政治联盟，却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当政党通过社区组织、地方活动人士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开展选举动员时，其政治接触范围可能超出传统党组织的直接控制能力，个别成员与争议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演变为影响整个政党政治信誉的问题。 这种风险的形成机制，并不是某种宗教或移民身份天然导致激进主义，而是政党对特定社会网络的动员依赖，可能与政治组织的审查和约束能力发生冲突。对于人口结构复杂的大城市而言，政党很难仅凭正式党员体系接触全部潜在选民，必须借助社区协会、宗教团体、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其他地方性组织扩大影响。问题在于，这些组织的政治诉求和内部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其成员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激进化倾向。当政党越来越重视某些社区的选举支持时，地方组织可能更倾向于维持既有社会关系，而不是主动承担严格审查带来的政治成本。由此产生的危险，并不一定表现为正式的组织合作，也可能表现为对争议言论的容忍、对个人关系的疏于审查，以及对政治盟友采取不同标准。不过，穆斯林选民、一般宗教组织与激进主义网络之间存在明确区别，不能因为一个政党获得大量穆斯林选票，就推断其必然与极端组织形成联系。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政治接触是否持续存在、是否获得组织认可，以及政党能否对相关行为实施有效约束。 柏林选举后的政治发展，恰好说明这种约束机制仍然具有现实作用。10月8日，左翼党与社会民主党、绿党就启动联合执政探索性谈判达成一致，前提之一是左翼党接受处理反犹主义争议的共同安排。三党同意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关于反犹主义的工作定义，并建立针对议员相关行为的审查和处理机制。这一变化说明，即使某些政治立场能够帮助政党争取特定选民群体，当其试图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时，也必须面对其他政治力量、公共舆论和制度规范施加的约束。选举动员与联合执政之间存在不同的政治激励：前者鼓励政党突出差异、巩固核心支持者，后者则要求政党控制争议、扩大合作范围并承担更明确的治理责任。柏林左翼党能否在两者之间建立稳定平衡，仍有待观察，但至少可以说明，选举支持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不可逆转的政治绑定。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欧洲左右翼政治竞争可能正在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反馈。一方面，传统的政策纠偏机制仍然存在。柏林住房成本上涨和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为左翼党扩大支持创造了条件；如果左翼党未来参与执政，其住房和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也将接受选民检验，并可能为其他政党提供新的竞争机会。另一方面，围绕移民、宗教、民族认同和国际政治立场形成的竞争，却未必能够通过政策绩效得到同样程度的缓解。对于强调民族文化和移民限制的右翼选民而言，左翼扩大移民群体动员可能被理解为传统政治共同体受到挑战；对于部分移民选民而言，右翼力量的增长又可能强化其对政治排斥的担忧，使其更加倾向于支持左翼。双方的政治动员由此可能相互刺激，而不是相互纠正。政治学界关于欧洲新左翼与激进右翼之间分歧的研究，已经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社会认同冲突视为一种正在形成的重要政治裂痕。与可以通过税率、财政支出和福利制度进行调整的经济政策相比，涉及群体身份和文化归属的政治争议，往往更难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折中方案。 不过，将这种变化简单理解为欧洲社会必然走向两极化，同样存在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选民对移民与犯罪问题的担忧，并不严格遵循传统左右翼界限，部分支持进步主义政党的选民，也可能因为公共安全问题而转向中右翼政党。这说明，政党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稳定，选民仍然会根据具体政策、公共安全、经济状况和执政表现重新调整政治选择。联合政府制度、政党内部竞争、司法审查和媒体监督，也能够对政治激进化形成约束。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左右翼政治竞争为什么一定会走向极化，而是为什么在某些政治环境下，竞争能够促成政策修正，而在另一些环境下，却可能不断强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身份对立。 由此重新审视左右翼社会思潮的周期性变化，可以发现传统政治钟摆模型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其适用范围正在受到新的挑战。该模型通常假定，左翼和右翼围绕社会经济治理的不同目标展开竞争，一方政策的缺陷会为另一方创造政治机会，从而形成某种社会自我修复过程。然而，当政治竞争越来越多地围绕身份认同、文化价值和国际政治立场展开时，对立双方未必能够通过轮流执政纠正彼此的问题，反而可能在相互反对的过程中不断巩固自身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左右翼政治力量本身也在持续变化。传统左翼可能通过吸纳移民和文化进步主义群体重组政治联盟，右翼则可能通过民族认同和社会保护议题争取原有左翼选民。所谓左右翼的交替，因而不只是两套固定政策主张之间的轮换，还包含政党社会基础、议题结构和政治组织方式的不断重组。 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社会思潮的调整未必直接对应社会权力结构的根本改变。一个政党即使通过新的选民联盟获得执政机会，也仍然需要面对财政约束、行政体系、既有利益集团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限制。选举能够改变政治代表性，却未必能够立即改变不同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机会。与此同时，新的政治联盟也可能使原本缺乏政治表达渠道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大影响力，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所有政治变化都只是原有支配关系的重复。政治竞争究竟带来社会修复、利益重新分配，还是更加严重的群体对立，取决于政治组织能否将选举动员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治理安排，并在争取特定群体支持与维持共同制度规范之间保持平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柏林左翼党的最新发展说明，当代欧洲政治正在出现一种复杂的双重变化：传统经济社会矛盾仍然能够推动左翼力量重新崛起，而移民、宗教和身份认同问题又在改变这些政治力量的社会基础与组织边界。与之相伴，右翼力量也通过回应另一部分选民对文化变化和社会秩序的担忧扩大支持。左右翼之间的竞争因此既保留了传统的政策纠偏功能，又可能形成新的身份政治对抗。未来欧洲政治能否维持相对稳定，并不单纯取决于左翼还是右翼在选举中获胜，而更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能否将社会分歧重新转化为可以协商的公共政策问题。如果政党越来越依靠强化群体差异维持自身支持，那么即使左右翼继续轮流获得政治优势，社会思潮的周期性变化也未必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修复。 9月青年失业率较去年同期恶化 国家统计局10月21日公布，9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较8月下降0.9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升势，但仍比去年同期的17.7%高0.3个百分点，青年就业压力尚未消退。其他年龄组中，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30—59岁为3.9%，环比持平。同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为5.2%，与去年同期持平。统计局分析，随着高校毕业生逐步落实工作岗位，9月青年失业率有所回落。此前毕业季集中求职推动7月、8月青年失业率分别升至17.9%、18.9%。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新高，就业岗位供给与匹配仍面临压力。一项大学生调研显示，就业在大三、大四成为主要压力源，学生认真思考职业出路的时间窗口较短，叠加就业环境不稳定与家庭期待，更倾向先选择稳妥工作，但仍期待实现个人价值。 工信部严控有色金属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深化有色金属行业产能治理，严格执行电解铝产能置换政策，严控氧化铝、铜冶炼新增产能，并修订铜、铝等行业规范条件，坚决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从行业表现看，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达6235万吨，同比增长2.5%；电解铝产量3503万吨，同比增长3.8%。1—8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7.28万亿元、利润3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5%和82.9%，行业整体效益明显改善。此次政策的核心，是推动有色金属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和技术竞争。一方面，铜、铝是新能源、电力设备、高端装备等产业的重要基础材料，未来需求增长需要优质产能支撑；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盲目上马冶炼项目，容易造成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并加剧未来供需失衡。通过产能监测预警、产能置换和行业规范修订，监管部门将进一步约束低效扩张，引导资源向技术先进、能效较高、绿色生产的企业集中。与此同时，工信部还将推进高端材料技术攻关，制定“人工智能+有色金属行业”实施指南和行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9月份国内社会用电量增速下滑 据国家能源局的信息，2026年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9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增速低于8月份的1.7%。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用电量5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工业用电量57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1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第三产业用电量18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210亿千瓦时，同比下降6.0%，主要原因是受“沙德尔”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高负荷区域降温用电需求下降。此前，工业生产与用电量密切相关，但近几个月，工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但工业用电量增速却与之有所背离。实际上，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较前值加快0.3个百分点。这可能在于经济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工业生产集约化程度提高，能耗下降，而且经济分化格局下高耗能产业持续收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之间经营和能耗都有显著差异。1—9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80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用电量510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其中，工业用电量506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96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第三产业用电量1610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234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3%。 地方政府应主动对接博物馆资源布局 国家文物局日前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启动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实施馆藏珍贵文物修复计划，并面向全国6000多家中小博物馆实施提升计划，通过“大带小、上带下、东到西”等方式推动优质展览、人才和藏品资源向基层延伸。“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已由5788家增至7188家，累计接待观众超过62亿人次，但发展不平衡、重复建设和基层资源不足等问题也随之显现。此次政策一方面提出加强新建博物馆论证审批、防止扎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明确将更多资源投入文物本体保护和中小博物馆能力提升，意味着政策重心正从“建馆扩规模”转向“盘活存量、提升内容和服务”。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地方政府应关注这一资源配置方向，主动争取文物修复、展览巡展和中小博物馆提升等项目与资金支持。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城市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和投资规模上，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同样决定城市吸引力。博物馆作为基层公共文化空间，其价值也正在从文物保存进一步延伸至城市文化消费、人口吸引和社会创造力培育。 建设提速下中国核电装机规模或超美国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及世界核协会最新资料，中国核电建设近年来正进入持续扩张阶段。世界核协会近期更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64台可运行核反应堆，净装机容量约6400万千瓦，另有39台反应堆正在建设，总容量约4500万千瓦。相比之下，美国现有核电装机容量接近9700万千瓦，保持全球第一。国际能源署预计，中国核电装机容量有望在2030年前后达到1亿千瓦，逐步超过美国现有规模。中国核电扩张的突出特点是建设规模集中、技术标准化程度提高，以及产业链配套能力增强。美国能源信息署2026年6月指出，中国采用批量化建设和标准化项目管理模式，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随着“华龙一号”等自主技术进入批量建设阶段，中国已成为全球新增核电项目的主要来源。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新开工建设的10台核反应堆中，有9台位于中国。核电装机规模的中美变化，反映出两国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周期的差异。美国拥有庞大的既有核电体系，但新增大型核电项目有限；中国则通过持续核准和建设形成长期装机增长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工业电气化扩大稳定电力需求，核电在能源安全和低碳电力供应中的战略价值正在提高。不过，装机规模接近并不等于发电量同步超越，未来仍取决于新机组实际投运进度、运行效率以及美国现有机组的延寿情况。 建筑央企拖欠农民工工资折射行业共性问题 近日，广州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广州市黄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黄埔区HPG-DS-26地块项目二期等项目存在实名制管理问题的通报，其中市教育局广州交通大学一期建设工程4A-科研教学楼、3A-实验实习平台等的建设单位为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湖北恒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问题为：施工单位未按时足额代付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落实好工地维稳工作，拖欠农民工工资导致工人信访投诉事件频发。今年更早的3月25日，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劳动者投诉，反映耕读小镇项目拖欠劳动报酬。经查，该项目拖欠118名农民工劳动报酬共计320.15万元。5月13日，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该单位逾期未改正。8月6日，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对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明确的法定要求。中建七局、中建八局都属于国内头部建筑央企，企业制度体系相对完善，内部都有成套的农民工工资管理办法，却先后在不同地区爆出欠薪问题，背后折射出行业共性问题。 地方政府停建项目应该“分类处置” 在地方财政持续承压、“三保”和化债任务加重的背景下，政府投资停建项目正在成为存量风险处置的重要抓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博士后张旭东等在第一财经撰文认为，长期以来，部分地区不顾财力约束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一些工程因规划调整、资金接续不畅等原因长期停滞，不仅沉淀财政资金、土地和国有资产，还形成工程欠款、供应链拖欠和金融债务。对此，当前更需要从“继续上项目”转向“分类收摊子”。对保障房、安置房、学校、医院等民生刚需项目，应优先续建交付；对具备经营收益的产业园区、文旅和公共商业项目，可通过社会资本、政策性金融等方式盘活；对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的项目，应缩量瘦身、分步实施；对已经失去需求和运营价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则应及时清退止损并重新配置土地等资源。需要警惕的是，停建项目处置不能演变为新一轮违规融资，更不能以“盘活”为名继续形成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真正要做的，是用最少的新增资金化解最多的历史问题，把有限财政资源从低效沉淀中释放出来。 油品需求下降促使“两桶油”布局综合能源站 在汽油消费持续下降、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的背景下，中石油、中石化却逆势加大加油站建设和改造力度，形成了“油卖得少了，站反而建得更忙”的反差现象。以杭州城西一座中石化站点为例，该站点连夜拆掉了原来的两台老式加油机，腾出来的空位换成了四把六百千瓦的液冷超充枪。附近出租车师傅聊起来都在摇头：加油的人肉眼可见地少了，可这家站不但没关，装修反倒越整越阔气。随着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提高，传统汽油、柴油需求承压，但两桶油并未简单收缩网点，而是将部分传统加油站改造为集加油、充电、加气、加氢、便利店及汽车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其背后反映出传统能源企业正从依赖油品销售，转向争夺交通节点和汽车补能服务市场。一方面，既有站点占据城市主干道、高速出入口及物流枢纽等区位，具有较高的网络价值；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增长，也为充电服务和非油业务创造了新的空间。因此，加油站数量和投入增加，并不意味着传统燃油需求回升，而是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经营模式转型。不过，超充设备、电力扩容等投入较大，部分低流量站点还面临利用率不足和回本周期延长的风险。这一现象表明，传统能源企业正在新能源替代浪潮中重新配置资产，争夺未来汽车能源服务的入口。 中国企业需调整与非洲矿业合作的方式 日前，矿业信息机构Fastmarkets发布非洲矿产出口政策分析，指出非洲资源国正通过限制原矿出口，推动矿产加工环节向本土转移。相关政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设定原矿出口禁令。加蓬于2025年宣布，自2029年起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锰矿；加纳则于2026年2月提出，到2030年停止出口未经加工的锰矿、铝土矿和铁矿石。二是通过出口配额直接调节供应。刚果（金）于2025年2月暂停钴出口，同年10月改为年度配额管理，2026年基础出口配额为8.7万吨，另设9600吨战略配额，监管机构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2026年6月底，该国又签署命令，禁止出口铜精矿和钴精矿，以推动加工环节留在国内。三是研究运用出口税等措施。南非正在讨论对铬矿出口征税、实行配额等方案，但尚未提出具体的锰矿出口限制计划。上述措施的政策阶段和实施范围并不相同，但共同指向一个变化：资源国不再仅满足于出口矿石，而是希望通过控制原料出口，吸引冶炼和加工投资，增加本地就业与产业附加值。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依赖进口原矿的传统采购模式，可能面临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此前，10月15日，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于敦海在署名文章中也强调，中非矿业合作应促进当地加工、延伸产业链，并加强绿色技术转移和人员培训。这些动向表明，非洲资源合作正从原料开采向本地加工和产业价值提升延伸。对中国矿业、冶炼及电池材料企业而言，评估合作项目不能仅关注资源储量、采购价格和现有产能，还需将出口政策变化、本地加工要求、基础设施条件及长期投资回报纳入考量。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加工、技术和供应链合作，降低政策变化对原料供应的冲击，将成为保障长期合作稳定性的重要环节。 中国互联网大厂据悉大量订购英伟达芯片 外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中企已订购超过300万个、总值超过350亿美元的英伟达新款RTX PRO 5500芯片。RTX PRO 5500是一款工作站芯片，专为高性能专业电脑而设计，而非采用英伟达最先进人工智能（AI）处理器的大型数据中心群。不过，RTX PRO 5500是中国买家目前仍能购得性能最强的英伟达芯片之一。据悉，英伟达告诉合作伙伴，他们实际能拿到的产品数量，可能仅为所提出数量的5%到10%。消息人士也说，英伟达已表明，2027年全球范围内RTX PRO 5500显卡的产量上限为300万张。中国客户的订单总量就已超过600万张。报道称，尽管面临美国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对英伟达硬件的需求依然强劲。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说，限制措施导致英伟达在中国AI数据中心市场的份额从近乎垄断跌至几乎为零。市场对RTX PRO 5500的需求表明，通过性能相对较弱，但仍可供应的产品，英伟达在中国依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在市场份额。英伟达发言人说，自2022年相关限制措施首次实施以来，中国的工作站芯片及显卡制造商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而美国企业持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包括美国过时的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国自身对美国进口产品的限制。 教培治理在平衡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成效不大 2018年以来，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严格规范治理。财新援引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一篇名为《2017~2025年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家庭投入与结构变化》的报告显示，2017—2025年，学科类培训参与率由38.1%降至20.1%，非学科类由22.4%降至16.7%。然而，参与收缩并没有带来同等幅度的家庭投入下降。两类培训合计的全体学生人均支出由3257元降至2873元，下降11.8%。其中，2025年，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参加者年均支出分别为10066元和6923元，均明显高于2017年。此外，参与率下降以后，培训支出更加集中于少数学生。2025年，支出最高10%的学生承担了75.8%的培训总支出。与2017年相比，2025年最高与最低消费家庭的参与率差距有所收窄，但仍呈现较大差距。尤其在非学科类培训上，最高消费组参与率仍是最低组的数倍。低消费家庭较少参加意味着通过市场获得补弱、艺术体育和个性化支持的机会更少。报告指出，母亲教育和城乡因素影响同样显著。2025年，母亲为本专科或硕博士与没有上过学或小学家庭的学科类参与率分别为30.3%和8.7%，非学科类的差异尤其突出，分别为32.3%和3.8%。城乡之间，城镇学生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参与率分别约为农村的2.5倍和4.0倍。报告认为，市场收缩压低了部分群体之间的绝对差距，却没有消除家庭资源和城乡差异向教育机会转化的路径。 宁德时代营收高增但利润增速明显放缓 宁德时代日前发布三季报，2026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421.37亿元，同比增长56.19%；归母净利润645.3亿元，同比增长31.60%。其中，第三季度营收1652.21亿元，同比增长58.58%，归母净利润212.46亿元，同比增长14.54%，利润增速明显低于收入增速，反映盈利能力面临一定压力。市场关注的主要变量包括原材料及经营成本上升、国内储能市场价格竞争，以及锂离子电池相关税收优惠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自9月起，锂离子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调整，相关税负开始增加；电池产品出口增值税退税也有所下调，并计划于2027年进一步退出。对宁德时代而言，较强的产品质量、规模优势和客户基础仍能提供一定支撑，但政策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可能压缩单位利润空间。后续行业竞争的重点将不只是出货量增长，而更多取决于企业能否通过产品结构优化、技术溢价和海外布局消化成本压力。 贝莱德称AI数据中心建设放缓或带来通胀压力 据彭博社10月21日报道的公开摘要，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警告，随着人工智能需求加速增长，数据中心建设延误可能推高计算成本，并威胁经济增长。他的判断将AI投资的通胀影响，从建设阶段争夺资源，延伸到了算力投产不足带来的供给约束。贝莱德9月15日发布的第四季度全球投资展望指出，AI投资正在拉动经济活动和企业盈利，同时吸收更多资本、电力、材料及融资能力；AI有望持续提高增长和生产率，但实现这一前景首先需要跨越资本、材料和劳动力短缺。报告还指出，政府大量举债与AI项目融资争夺资金，使资本成本上升，即便AI改善增长，也不意味着融资环境会同步宽松。由此可以推导，若AI应用需求持续扩张，数据中心、电网等配套建设却无法及时跟进，算力供给紧张就可能维持较高的计算价格，增加企业使用AI的成本，并延缓生产率改善和降本效应的释放。不过，建设放缓也可能减轻设备、电力和施工环节的新增需求压力，其对整体通胀的净影响，仍取决于需求强度、供给缺口以及成本向下游的传导。因此，芬克的表态提示，AI投资与通胀之间并非简单的同向或反向关系：建设期的资源竞争与投产后的供给扩张具有不同作用，决定价格走势的关键是新增产能能否及时满足真实需求。 中企在中东的基建热潮需警惕财政风险 中国上市公司正加快拓展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市场，业务由传统建筑工程向智慧交通、污水治理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延伸。近期，方大集团签约沙特奇迪亚城体育场幕墙工程，合同金额约20.5亿元；深城交中标阿布扎比自动驾驶综合监管平台二期项目，推动数字孪生与智能交通治理方案落地。此外，江河集团、德才股份相继取得当地建筑订单，联合水务拓展污水处理及长期运维业务，中国电建则签订约139.62亿元阿布扎比光储项目EPC合同。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提醒，中东基建机会与财政承受能力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彼时沙特还未陷入与胡塞武装的鏖战中，如今大量资金投入冲突后的财政情况更加难言轻松。所以，中国企业开拓中东市场，不能只看合同金额和中标数量，还要评估业主信用、资金来源、预付款安排、汇率与跨境回款，以及当地合作伙伴的履约能力。尤其应防范以大额订单支撑收入预期，却因回款滞后形成应收账款和现金流压力。 欧盟拟限制星链激化欧美“数字主权”博弈 近日，奥地利《信使报》报道称，美欧之间在太空通信及数字主权领域的博弈骤然升级。这源于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涉及云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立法提案。据悉，其拟对用于智能手机与卫星直接连接的关键技术——“2吉赫兹”无线电频段进行重新划配，该频段容量的1/3将预留给政府及安全相关应用，另有1/3将划拨给欧洲本土运营商，剩余容量供非欧盟运营商使用。目前，该频段主要由两家美国公司Viasat和EchoStar使用，其许可将于明年到期。新的规则预计将冲击包括马斯克的SpaceX“星链”网络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美国驻欧盟大使安德鲁·普兹德警告称，如果欧盟限制美国卫星运营商的市场准入，美国将对欧洲企业采取报复行动，且此类举措对受影响的欧洲企业而言可能是“毁灭性”的。据德国媒体报道，SpaceX此前曾警告称，相关规则可能会导致乌克兰的网络连接质量下降。推动欧洲关注“数字主权”的核心原因，正是欧洲各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预测性的深层担忧，以及对过度依赖外国企业的顾虑。德国电信、法国Orange、西班牙电信和英国沃达丰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联合竞标移动卫星服务所需的无线电频段，合作建设欧洲卫星通信网络。欧盟正推进的自主卫星项目计划部署348颗卫星，为政府和关键服务部门提供安全通信服务，首批卫星计划于2029年发射。但欧洲航天运载能力有限，能否按计划完成首批发射仍是未知数。产业的弱势使得欧盟相关的措施面临被动，甚至更加依赖美资企业。 墨西哥婚育变化折射社会加速转向现代性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登记结婚约49.1万对，较上年略增，但总体结婚率仍低于2016年。过去九年间，墨西哥平均婚龄上升4.1岁，其中女性由28.4岁升至32.5岁，男性由31.3岁升至35.4岁，30岁及40岁以上结婚人数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墨西哥近年的生育水平也持续下降，传统的早婚、多子女家庭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墨西哥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多元，晚婚晚育、核心家庭以及更加灵活的家庭形成方式都在被人们接受与增加。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员指出，将这一现象简单概括为“多元”，其实只是表层描述，更深层的变化是现代性开始充分进入墨西哥社会。随着城市化、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就业增加以及个人发展和经济独立受到更多重视，婚姻和生育逐渐由社会规定的人生阶段，转变为个人选择和资源配置问题。结合安邦智库此前的追踪研究来看，类似变化正在拉美、非洲以及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早婚、高生育的地区出现。过去对这些社会的固有认知正在迅速失效，婚育推迟和少子化正在成为现代性扩散过程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 中美利差扩大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继美联储今年9月加息之后，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核心通胀水平仍然高于预期，通胀粘性使得市场普遍判定年内仍会有至少一次加息。因此，美元利率中枢上移、美元指数偏强，成为较为确定性的趋势。过去这段时间，美元对除人民币之外的几乎所有币种均表现强势，这实际上印证了安邦智库（ANBOUND）一直以来对美元走势的预测。 在美国加息、美元强势的同时，中国国内需求偏弱，投资与消费修复缓慢，货币政策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偏宽松取向，这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基本共识。中美货币两条路径叠加，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进一步扩大是可以确定的事。 在开放宏观的经典逻辑里，利差扩大通常会推动资本从利率较低的经济体流向利率较高的经济体，从而对低利率一方的货币形成贬值压力。美元利率上行、人民币利率相对宽松，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优势扩大，持有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下降。对跨境投资者、贸易企业以及有外币负债或资产配置需求的主体而言，这会提高将资金配置到美元市场、或减少人民币资产敞口的动机。资本流出或流出压力上升，会在外汇市场上增加人民币的供给、减少需求，从而对汇率形成贬值力量。 这一机制并非瞬时、单向，会受到资本管制、预期、风险溢价以及贸易结算货币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但方向上是清晰的：利差扩大本身构成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源。若仅从利率平价和资本流动角度观察，人民币应该改变此前一段时间的单边升值态势，更多进入震荡偏弱或贬值区间，应是更符合实际的结果。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人民币汇率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甚至在部分时段仍有升值表现。支撑人民币稳中有升的关键力量，来自中国强劲的出口。2026年以来，不断创新高的货物贸易顺差持续提供结汇来源，出口收汇与贸易相关资金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因利差扩大可能出现的资本流出压力。只要出口保持较高景气，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就有实体支撑，汇率便不易单边大幅贬值。尽管在利差持续扩大情况下，外贸企业新增出口回款的结汇意愿将会回落，但强劲的出口增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人民币的坚挺。实际上，当前汇率的稳定，正是出口强、利差逆两种力量相互抵消的结果，而不是利差因素消失。 然而，依靠出口维持汇率稳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资本流动冲击，避免汇率过快调整对资产负债表和预期造成剧烈扰动。但这并不是没有边界和成本。出口高景气能否持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需并非中国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变量，全球增长放缓、贸易政策变化或竞争性货币调整，都可能削弱顺差对汇率的支撑。把汇率稳定过度建立在出口之上，会提高外部冲击向国内金融条件传导的敏感度。为维持出口和汇率稳定，政策上往往需要在汇率弹性、资本流动管理以及国内货币条件之间做权衡。若为保出口而抑制必要的汇率调整，或为稳汇率而限制合理的对外配置，都会积累扭曲。长期看，汇率缺乏足够弹性，容易使失衡以更突然的方式释放。 这种“靠出口托住汇率”的逻辑，在一些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中亚国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极端，也更具警示意义。部分中亚经济体长期以石油、天然气或矿产出口作为主要外汇来源，用资源顺差支撑本币汇率和进口能力。在资源价格高位、出口顺畅时，汇率可以显得稳定甚至偏强，国内流动性与财政也相对宽松。一旦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外需转弱或地缘与运输条件变化，外汇供给迅速收缩，本币就面临集中贬值压力，有的还伴随储备下降、通胀抬头和资本外逃的连锁反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源出口本身，而在于汇率稳定过度绑定在单一、易波动的收入流上，国内吸收冲击的缓冲不足，汇率弹性又往往偏小，调整便容易以“迟到但剧烈”的形式出现。 中国出口结构远比中亚资源出口国多元，制造业与产业链优势也更深厚，不能简单等同。但机制上仍有相近之处：当汇率稳定主要靠贸易顺差（尤其是在内需偏弱、利差不利的背景下）来维持时，对出口景气的依赖就会上升；支撑越集中，对支撑因素变化的脆弱性就越高。中亚的经验提醒我们，把阶段性稳定当成可以无限延续的均衡，会放大未来波动的幅度。 中美利差扩大与人民币汇率的当前状况，反映的是内部需求偏弱、外部顺差仍强的结构性特征。若出口动能减弱而利差仍然偏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迅速上升；若国内需求明显改善、货币政策与美联储节奏的反差缩小，利差压力本身也会缓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在出口仍强时忽视汇率与资本流动的潜在失衡，或在出口转弱时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政策空间与市场预期管理。对市场主体而言，汇率单边升值的惯性逻辑需要重新审视。利差、出口、资本流动三者的相对力量在变化，汇率就有进入更大区间波动的概率。对企业与金融机构，适度的汇率风险中性安排显得尤为重要。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美联储加息预期仍然很强，美元利率上行，中国货币政策维持宽松，中美利差趋于扩大，按常规逻辑应对人民币形成贬值压力。当前汇率仍能保持相对稳定，主要依靠出口顺差提供的外汇供给对冲资本流动压力。这种稳定是有条件的：出口高景气能维持多久并不确定，过度依赖贸易顺差托住汇率，会积累长期波动风险，其机制与部分中亚国家靠资源出口维持汇率的脆弱性有相似之处。出口支撑可以使人民币汇率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坚挺甚至升值，但一旦出口萎缩，情况可能逆转。因此，政策与市场需要在出口、利差与汇率弹性之间保持平衡。 央行连续开展万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显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10月21日至11月2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隔夜操作可以根据资金供求变化灵活投放、及时回笼，精准对冲短期扰动，与7天期等工具搭配使用，有助于形成期限更为匹配、调节更为精准的工具组合，更好维护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今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出：“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此后，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增加操作频率，7月末形成“3+1”操作模式，即月末操作3天、月初操作1天，缓解了月初集中到期压力。目前，每月隔夜操作天数从2天逐步提升至4天、8天。同时，操作量也稳步扩大，从不超过3000亿元、6000亿元提升至10000亿元。在市场人士看来，隔夜逆回购逐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对短期资金供求变化的重要工具。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在持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一系列制度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沿袭了向价格型框架转型的思路，市场要避免将中国人民银行操作机制改革举措当作“降息”来炒作。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酝酿新一轮制度调整 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法治司司长程合红日前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证监会正在开展《证券法》实施效果评估，将研究推动其修改纳入下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同时已向有关部门提出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立法建议。现行《证券法》于2019年修订，2020年3月正式实施，确立了证券发行注册制、强化信息披露、提高违法成本和加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六年多来，中国资本市场在发行上市、并购重组、退市机制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发生较大变化，原有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适应市场发展。此次证监会还提出，要以正在制定的《金融法》为基础，完善相关金融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证券民事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严格落实中介机构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连带赔偿责任，推进证券先行赔付，并探索建立证券公益民事诉讼制度。值得注意的是，10月19日证监会已就《证券市场先行赔付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推动投资者赔偿机制进一步完善。实际上，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推进，但违法违规行为、上市公司治理和中小投资者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此次酝酿修法，不只是适应新的金融业务和监管要求，也反映出资本市场正在从依靠行政监管向更加重视法律约束和市场责任转变。不过，目前修法尚处于研究评估阶段，具体内容和时间安排仍不明确。未来能否真正改善资本市场环境，关键还在于法律责任能否落实、违法成本能否形成有效约束，以及投资者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 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前偿债 继北京、陕西、天津之后，安徽加入提前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队伍。安徽省财政厅近日通知，拟于10月27日提前偿还合肥滨湖特色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项目专项债本金3亿元，资金来自项目资产整体出让净收益。该项目总投资9.84亿元，2020年、2021年合计发行3亿元十年期专项债，原定2030年、2031年偿还。提前偿债有助于盘活资产、降低利息负担。天津今年9月提前偿还朱莉亚学院项目专项债本金4.09亿元，节约长期利息2.4亿元；陕西提前偿还宝鸡十里铺污水处理厂项目本金8500万元，节约利息约3324万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表示，有条件提前偿债值得鼓励，既可减轻财政压力、降低债务率，也能通过资产盘活提高利用效率，为未来举债预留空间。目前四地均遵循自愿原则，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提前偿还价格，但合计规模不足百亿元，相较约42万亿元存量专项债仍十分有限。今年中国人大网站披露的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显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期限不断延长，2025年专项债平均发行期限17.6年，比国债平均发行期限多11年，在增加利息负担的同时导致风险集中后移。该报告建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期限，实现短、中、长期限合理布局。 金融业应考虑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应对AI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0月20日表示，对生产率提升来说，最主要是来自AI应用层。他也表示，要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投资失败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做好应对预案。周小川指出，“金融行业正在投资AI相关领域。AI相关领域大致有三个类别。一类是大模型，以及用于训练的算力和数据中心及其他。二是AI应用领域，这也是中国更加关注的领域。三是一些为AI提供支持的行业，包括半导体、电力、液冷等等。我们认为投资于这些是安全的，因为无论AI如何发展都需要水和电。”周小川表示，“因为AI变化太快，以至于政府部门间建立AI治理框架面临着很大的难度。但我觉得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一是控制军事上的用途，二是打击黑客和欺诈者，三是要保护个人的隐私，这与数据使用等等有关。”他强调，伴随AI发展，全球供需关系平衡、产业结构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作为金融业的从业者和学者，应着力让价格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以此应对全球平衡的变化。因此，或许不应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来防范相关影响，而是应让价格调整来反映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应采取何种应对方式以适应新的结构。他同时指出，对于技术演进，我们无疑会面临部分投资失败、部分投资成功的局面，但考虑到如今有如此巨额的资金流向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一旦其中一部分失败，就可能引发金融动荡，并酿成危机，这就需要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来支撑经济，并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救助。 中亚机构愈发重视人民币融资 2026年以来，中亚机构通过人民币融资明显提速。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Samruk-Kazyna年内两度发行人民币债券，4月在中国银行间市场首次发行30亿元三年期熊猫债，10月又在香港发行30亿元点心债，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3倍。其选择人民币融资，一方面与融资成本较低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真实人民币使用需求上升。该基金约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客户，与中资企业在当地工程建设、能源贸易和设备采购中的人民币结算也在增加。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前9个月，哈萨克斯坦机构人民币债券融资折合约34.4亿美元，已超过同期美元融资规模。除Samruk-Kazyna外，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及主权融资均持续进入人民币市场。哈萨克斯坦之外，中亚其他国家目前的人民币融资一般是跨境人民币贷款，据财新不完全统计，尚无点心债或熊猫债融资的案例。不过，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开发银行日前披露，该行正“与一家香港公司代表”举行会议，在讨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题。总体看，中亚人民币融资正由低利率驱动逐步转向贸易、投资和资本开支需求驱动，人民币在区域融资体系中的使用场景正在扩大。 9月非银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环比下降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近日公布2026年9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2026年9月，银行结汇19897亿元人民币，售汇16098亿元人民币。2026年1—9月，银行累计结汇163007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135947亿元人民币。2026年9月，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639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53647亿元人民币。2026年1—9月，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492245亿元人民币，累计对外付款464127亿元人民币。从整体情况看，涉外交易保持活跃，9月我国跨境收支和结售汇规模环比分别增长9%和17%。市场预期基本平稳，企业等主体结汇率和售汇率环比均有所上升。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9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407亿美元，环比下降35%。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解释称，9月份货物贸易项下资金延续较大规模净流入，服务贸易逆差保持相对稳定，其中，我国居民出境旅行、外籍人员来华旅行意愿均较强，旅行收入和支出保持较高水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其中境内向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融资较快上升，与内外部利率变化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增强。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当月我国跨境收支和资金流动情况。 管理权回归属地是安徽村镇银行改革特色 近日，安徽多地县级农商行密集发布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公告，审议吸收合并村镇银行相关事宜。安徽霍山农商行与裕安盛平村镇银行的关系颇具代表性。10月13日，霍山农商行发布通知，于10月19日上午召开本年度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关于六安农商行吸收合并安徽裕安盛平村镇银行的4项事项，涉及人员安置方案、股权处置方案以及该村镇银行清产核资等内容。裕安盛平村镇银行注册于六安市裕安区，主发起行和第一大股东却是注册在霍山县的霍山农商行。两地同属六安市，但分属不同县区，霍山农商行在裕安既无网点也无团队。根据六安农商行发布的临时股东会公告，吸收合并完成后，裕安盛平村镇银行将改设为六安农商行的支行。这一模式正在安徽多地复制。例如，凤阳利民村镇银行由天长农商行发起设立，现由凤阳农商行承接整合。这批案例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村镇银行的发起行普遍不在注册地县区，最终承接其资产、业务和网点的，多为村镇银行所在地的另一家农商行。发起行与承接行“脱钩”，成为此轮安徽村镇银行整合的主流操作。安徽本轮动作的特殊性在于，它解决的不仅是法人数量的压减，更触及村镇银行设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老问题：发起行只顾发起、远离属地，管理半径与服务半径长期错位。 监管强调警惕低利率环境下的险企风险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近日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保险大会上表示，保险机构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首先，要健全全链条的风险防控体系。她表示，保险机构要夯实自身的内控合规防线，完善制度流程，层层压实责任，建立起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优化监测指标，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和早暴露，完善各类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做到风险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其次，紧盯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她提到，要高度警惕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寿险利差损风险，优化负债结构与成本，有序消化高成本的存量保单，提升跨周期经营能力；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管理，健全利率传导与负债成本调节机制，筑牢稳健经营的基础；严密监测资产端的风险，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强化流动性风险防控，守护保险赔付生命线；还要密切地跟踪新业态催生的各类新型风险，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最后，有序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动经营偏弱、定位模糊、风险突出的保险机构实行分类风险处置、结构优化与业务转型，通过综合施策来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有效遏制新增风险。 监管整治券商基金境外调研违规乱象 据财新日前报道，证监会下发监管通报，对3家券商、2家基金公司因境外调研违规采取监管措施。检查发现，部分券商替基金公司承担专家咨询、调研门票等费用，甚至支付个别基金人员私人出国旅游的机票、酒店费用，另有券商高管不配合检查。问题背后是券商研究服务与基金交易佣金的利益联系：基金公司评价券商服务并分配佣金，相关佣金由基金资产承担；若券商先行买单、基金再以佣金补偿，便可能将机构经营成本或个人消费转嫁给投资者。中证协数据显示，2025年券商研究部门机构客户交易佣金158.94亿元，占研究所总收入85.98%，同比下降17.55%，反映其对佣金收入的高度依赖。监管提出四项要求：一是严守交易费用规定，不得以佣金转移支付费用或变相补偿券商；二是加强调研全流程管理，落实立项审批、成果留存及“一事一报、一团一档”；三是规范财务审批、支出标准和报销审核，禁止虚列名目；四是加强职业道德和廉洁教育。各机构须自查整改、退回不当开支并内部问责，佣金使用管理将纳入年度现场检查。 半导体行业三季报业绩大面积预增 从目前已披露三季报或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来看，半导体板块前三季度业绩大面积预增，显示高景气度持续，尤其是存储芯片公司显示出惊人的盈利能力。截至10月19日，A股半导体行业中，已有6家公司披露三季报、23家公司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26家实现盈利，占比近九成，充分显示出产业的高景气度。长鑫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650亿元至270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329.16亿元至2379.16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1310亿元至1325亿元，与上年同期-52.80亿元相比将增加1362.80亿元至1377.80亿元。海光信息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9.55亿元，同比增长57.58%；实现归母净利润28.47亿元，同比增长45.12%。沐曦股份预计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41亿元至31.06亿元，同比增长105.60%至151.29%；实现归母净利润5.87亿元至7.17亿元，较上年同期亏损3.4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有市场人士表示，展望2027年，在AI需求推动下，全球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度将延续。随着本轮市场调整带动估值回落，科技板块拥挤度有所消化，这些景气度依然坚挺的板块，以及盈利能力迎来修复的公司，有望重新获得市场和资金青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最新预测同样显示，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处在由AI驱动的超级上行周期中，设备销售额和晶圆厂投资均创下历史新高，并预计这一增长势头将至少延续到2028年至2029年。 俄央行连续抛售黄金逼近历史记录 据外媒近日报道，俄中央银行已经连续十个月抛售国家储备黄金，以此填补本年度预计达811亿美元的财政缺口，该缺口规模为最初预期的两倍。监管机构公布的9月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再度减少20万金衡盎司（约6.2吨），总储备降至7280万盎司，创下2019年末以来的最低水平。自去年12月央行开启这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黄金变现行动之后，黄金储备累计减少200万金衡盎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俄近现代史上仅有一次黄金抛售速度超过本次。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货币崩盘、国库券体系瓦解，央行曾在三个月内抛售380万金衡盎司黄金。不过当年年底当局回购了一部分黄金，全年黄金储备净减少160万盎司，该数值尚且小于今年的下滑幅度。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俄国持续扩充黄金储备，储备规模增长五倍以上。到2022年初，黄金储备达到7400万金衡盎司，折合2300吨，位居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国。分析人士指出，俄财政稳定性正遭遇空前压力，2026财年预算赤字规模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今年3月初，俄战争开支正式超过全部社会福利支出，迫使政府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国家财富基金资源。 欧洲央行扩大流动性网络强化欧元地位 10月21日，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在上海举行的“美元之外的货币体系”会议上表示，欧洲央行正在扩大面向境外央行的欧元流动性支持网络，以增强欧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今年2月，欧洲央行决定升级欧元体系央行回购便利（EUREP），原则上向符合条件的各国央行开放，通过合格欧元资产抵押提供短期融资，单家央行额度最高500亿欧元，单笔期限为1天至1周，可以展期。过去半年已有30多家央行表达参与兴趣，首批境外央行10月初完成接入，预计四季度起可获得融资。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在评估现有货币互换安排，考虑进一步扩大欧元流动性网络。实际上，欧洲央行此举不仅是为了防止境外欧元融资紧张向欧洲金融市场传导，也希望借此增强欧元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对于境外央行而言，如果持有欧元债券能够在市场紧张时获得欧洲央行的流动性支持，其配置欧元资产的意愿就可能提高。欧洲央行6月公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20%，明显低于美元的57%。近年来，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欧洲看到了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竞争不仅取决于支付结算规模，更取决于金融市场深度、资产流动性和危机时的融资能力。不过，欧洲主权债市场仍然存在分割，部分成员国财政和债务风险较高，欧元资产的整体吸引力仍受到制约。因此，扩大流动性网络有助于强化欧元的国际使用，但要真正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欧洲还需要解决内部金融市场和财政体系的问题。 日本长期国债拍卖需求创纪录 日本财务省10月20日发行20年期国债，投标倍数达到5.84倍，创该期限国债自1987年推出以来的最高纪录，明显高于上次拍卖的4.01倍及过去12个月均值3.73倍。拍卖结果公布后，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下降约6个基点至3.71%，随后回升至3.741%，10年期收益率回落至约2.90%。此前，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20年期收益率一度升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位，30年期收益率则创历史新高，高票息资产的吸引力随之增强。法国、美国等主要债券市场近期也受到财政压力、通胀及全球债券抛售影响，日本国内债券相对配置价值因此更加突出。市场分析认为，此次拍卖反映国内投资者需求有所恢复，寿险公司等机构自6月以来也重新增加超长期国债净买入。后续关键在于日本保险公司、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是否持续增加日债配置，以及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否进一步抬升国内债券收益率。若资金回流趋势得到确认，日本机构对美欧债券的边际需求可能下降，增加相关市场的长期融资压力。 美国银行业对AI代理的担忧明显升温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Meta于9月推出Muse AI个人助手后，美国银行业对AI代理“扫走”低成本存款的担忧明显升温。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已相继限制第三方AI代理访问客户账户，花旗禁止其登录或直接交易，美国银行强调转账授权须有人参与，摩根大通表示保护工具完善前不允许外部代理进入系统。银行担忧不仅涉及账户安全和交易责任，还触及银行经营基础，即大量低息、无息存款是支持贷款投放的廉价资金来源。阿波罗首席经济学家Torsten Slok在一份报告中将这一风险量化，AI助手可能自动将家庭闲置资金从全国平均仅0.1%的活期账户利率，转移至利率达3.3%至5%的账户。报告警告称，如果每个家庭都使用AI代理优化现金余额收益，银行可能损失大量用于发放贷款的低成本存款，这将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也就是说，一旦AI推动资金集中、快速迁移，银行可能被迫提高揽储成本、调整放贷，压力将由机构盈利传导至金融体系稳定。报道称，监管层私下对银行限制AI代理访问账户的举措持支持态度，官员认为，消费者如何授权自主技术代其完成金融交易、以及出现问题后的责任认定，可能需要通过立法层面加以厘清。 韩国养老金持股缩水暴露科技股集中风险 韩国股市近期持续调整，全球主要养老基金之一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PS）遭遇大规模资产缩水。据韩国金融数据机构FnGuide统计，目前NPS持股比例达到5%及以上的287家上市公司股权总市值，从6月底的515.93万亿韩元降至333.53万亿韩元，缩水182.4万亿韩元（约合1370亿美元），降幅达到35.3%，为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持股市值下降。其中，SK海力士持仓市值减少74.2万亿韩元，三星电子减少56.9万亿韩元，两家公司合计占缩水规模的71.8%。此前，NPS凭借韩国半导体股大涨，在今年上半年取得27.22%的投资回报率，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866万亿韩元。不过，进入下半年后，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泡沫担忧升温、美国利率维持高位，以及中国存储芯片企业竞争加剧，韩国半导体股票遭遇集中抛售。10月15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单日下跌7.57%，20日科技股仍然承压。值得注意的是，182万亿韩元主要是相关股票持仓的账面市值缩水，并不等于养老基金整体已经实现同等规模亏损。实际上，韩国资本市场长期依赖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少数大型科技企业，养老金即使采取长期投资策略，也难以完全摆脱本国产业结构带来的集中风险。此次调整说明，人工智能产业繁荣虽然能够带来较高投资收益，但也容易放大资产价格波动。对于承担长期养老支付责任的大型基金而言，如何平衡本土投资、资产分散和长期收益，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风险管理问题。 科技行业逐步主导亚太股市结构变化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30日，MSCI亚太除日本外指数中，信息技术行业市值权重达到43.2%，明显超过金融业的20.1%，成为第一大板块。相比此前金融业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市场结构，亚太股市正在向科技行业集中。指数前三大成分股台积电、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权重分别为15.43%、7.46%和5.83%，合计接近29%。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半导体、存储芯片及人工智能相关硬件企业市值扩张的推动。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内地在指数中的权重分别为28.6%、21.1%和19.5%，显示东北亚科技产业链对区域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科技股权重提高虽然增强了区域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增长的敏感度，但也使指数表现更加依赖少数大型企业的盈利预期、全球半导体需求和科技行业估值变化。亚太股市结构变化还可能改变国际资本配置逻辑。过去金融、资源及传统制造业对区域股市表现具有较大影响，如今半导体产业周期和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正在成为重要驱动因素。不过，科技行业权重上升主要反映上市公司市值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技产业在区域实体经济中的比重同步达到相同水平。未来区域股市的波动可能更加集中地受到全球科技投资周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