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媒体解读卢拉和劳工党的选举处境 卢拉的脆弱性并非源于单一的错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手的行动。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府在社会层面与民众群体紧密相连，但在运作层面却受制于保守势力主导的机构。这也是因为他拥有深厚的政治传统，却不知如何构建适合新一代的沟通语言；同时也是因为社会既需要稳定，也需要变革。 【本刊讯】巴西“世界情势”网站10月6日发表贝尔韦娜·科杜拉的一篇文章，题为《卢拉在街头失去了什么？第二轮选举暴露了卢拉主义的损耗和劳工党的代表性危机》，摘要如下： 首轮结果揭示出将公共政策转化为民众认同、与新一代对话，并把不平等、主权和阶级斗争重新置于政治辩论中心的困难。 2026年总统选举将劳工党和卢拉主义置于一种复杂的处境。尽管总统卢拉仍是巴西政治的主要参照之一，并且也进入了选举第二轮，但他的候选资格显露出损耗的迹象，而这些迹象不能仅用右翼的选举实力或围绕博索纳罗主义形成的两极分化来解释。 首轮结果揭示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逆转，即像卢拉这样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是巴西政坛最具表现力的人物之一并且与工人阶级的要求紧密相连，却未能发挥其公认的选举优势，而且最终败给了对手，而其对手的政治轨迹和政策制定能力等很多方面都远逊于他。 比起候选人之间数字上的接近，首轮结果更暴露了卢拉损耗的程度——一位拥有无可争辩的政治和象征资本的领袖，却未能将这一轨迹转化为面对一个在先前条件下被认为很难有能力在总统竞选中威胁他的候选人时的选举优势。 制度性VS霸权 卢拉当前的选举脆弱性是不同过程汇聚的结果，例如劳工党及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制度化；将政府成果转化为积极社会认知的困难；持续的物质不平等限制了公共政策的效力；数字网络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劳工党难以提出一个能够把再分配、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新一代具体期待结合起来的政治视野；个人主义阻碍了卢拉继任者的培养。 我不会赘述所有这些方面。但这一过程的首要问题在于卢拉主义和劳工党本身的转变。卢拉的政治轨迹建立在民众领导、工会组织、社会动员和制度性谈判能力的结合之上。这使劳工党能够同时占据工人阶级代表的空间和国家制度性的空间。然而，长期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在这段关系中产生了变化。 与中间派和议会右翼部门的靠近，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卢拉主义的治理能力，但不一定扩大了其政治动员这些部门的能力。与所谓的“大中间”联盟合作执政，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赢得他们的选票。这主要是一种功利主义关系，建立在利益谈判、制度空间分配、构建议会多数以及维护所谓治理条件的基础上。 顺便说，“大中间”联盟既不构成一个同质的意识形态集团，也不能被简化为某个特定政党组织。它的身份源于这种在行政权与碎片化立法权之间充当调解要素的能力，而这为卢拉主义进而为劳工党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政治后果，即政府可以在国会赢得选票，却无法在社会中赢得选票。 一名议员可以支持行政权的某项措施，因为这一决定满足了具体的政治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选民开始认同政府或劳工党的政治计划。 此外，对公共政策的客观评估以及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知，是另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因素。因为政府即便拥有利好的经济指标、扩大了某些社会项目、提高了就业率或增加了收入（卢拉政府就是如此），却仍然难以将这些成果转化为能够确保其“权力宝座”的政治支持。 这是因为社会信任不是由指标产生的。而这一点卢拉和劳工党并不理解（尤其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街头的经验）。这种信任建立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之上，例如生活成本、公共服务质量、未来前景等。经济政策只有当宏观经济成果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超市、加油站、酒吧、海滩小摊等——才能转化为政治资本。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是优先事项？ 幸福感主要取决于能否将收入转化为维持生计的具体条件。在一个以深刻不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中，某些指标的增长可能与持续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并存。不幸的是，巴西城市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消费的增长并不一定能消除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为家庭仍然面临着信贷、债务和就业不稳定等问题。 因此，体育博彩现象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所谓博彩的扩张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监管或行为问题；它更应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的体现，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人们对快速向上流动的期望开始与传统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形式产生冲突。 当经济上脆弱的群体将他们仅有的资源转移到赌博活动中时，这就暴露了社会保障政策与不断鼓励个人致富的经济环境之间的矛盾。 我想在这篇分析中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无法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能够动员社会的语言。 它首先建立在能够界定哪些问题被视为优先事项、谁应该为此负责以及哪些解决方案看似可行的能力之上。右翼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方式令人憎恶、扭曲。但他们的确做到了。对安全、商业自由、减税等诉求的呼吁已经传到了社会各界的耳中。 如果右翼能够将安全、腐败、经济自由或反劳工党情绪作为解读国家局势的主要框架，那么它就确立了辩论的规则。而卢拉主义和劳工党，由于没有这种与民众的渴望相连接的能力（我再说一遍，他们失去了这种能力，因为他们脱离了街头），正在承受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情感的丧失。 是的。情感。没有直接经历过卢拉第一届政府的一代人，未必能像前几代人那样与卢拉主义建立起同样的情感联系。 对于新一代选民而言，政治比较发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下，这个背景涵盖了社交媒体、数字创业、非正式就业、人工智能、气候危机、新型社交方式以及对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21世纪初期的社会政策固然具有历史意义，但它无法取代针对当下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新方案。 在其轨迹的很大一部分中，卢拉和劳工党成功将自身与社会包容进程联系起来。他们的愿景相对容易理解——减贫、就业增长、消费普及、社会政策等。然而目前，这些成就需要被重新衡量。这需要智慧，而我们在劳工党中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身上看不到这一点。 阶级斗争仍然有效 关于国家主权的讨论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巴西的政治辩论往往局限于内部冲突、党派纷争和当前的丑闻，而结构性问题——例如技术主权、工业产能、金融依赖、能源安全、战略资源控制以及巴西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中的地位——却鲜少受到关注。劳工党和卢拉的支持者并未就此与社会进行对话。 同样，关于贫困的讨论也陷入了同样的狭隘境地。贫困不能仅仅理解为收入不足，而是一个涉及教育、健康、住房、卫生、出行、安全、文化和政治参与等多维度的现象。因此，旨在维护社会合法性的进步政策必须超越补偿逻辑，提出转变造成不平等再生产的结构的战略。 劳工党和卢拉的支持者们未能理解的是，阶级斗争问题依然存在——即便其形式与20世纪有所不同。巴西的不平等现象并未因为劳工党和卢拉支持者的政治话语开始强调和解而消失。恰恰相反。财富集中、种族不平等、就业不稳定以及公共服务获取的不对称性表明，分配冲突仍然是巴西社会的核心问题。 说到分配，最近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最富有的1%人口的实际收入将增长近10%。问题在于，卢拉的支持者和劳工党经常以“政治稳定”和扩大自身谈判筹码为名，回避这些冲突。 这一选择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后果。通过降低分配冲突的核心地位，卢拉主义得以扩大其制度上的认可度，但它也失去了作为政治力量存在的理由。如果人们仅仅从社会政策的力度来区分劳工党政府和右翼政府，而结构性问题却相对保持不变，那么政治认同就会被削弱。 此外，还有一个在当前政治周期中显而易见的战略性问题，即劳工党及其盟友政党难以产生一位能够接替卢拉的全国性领袖。而卢拉总统的政治生涯之长，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他的中心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历次选举中，构建内部替代力量似乎总是被置于维护其领导地位的迫切需要之下。 结果是，进步阵营在组织身份、动员和选举竞争力方面过度依赖一个个体人物。劳工党及其盟友至今仍未达到卢拉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那种全国认可度、民众沟通能力、政治权威和凝聚人心的能力。 这造成的问题远不止选举继任那么简单。因为当一个政治项目的实力过于依赖单一领导人时，更新换代就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变成了在继任临近时才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而这种做法往往行不通。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卢拉在2026年的选举处境。他的脆弱性并非源于单一的错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手的行动。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的政府在社会层面与民众群体紧密相连，但在运作层面却受制于保守势力主导的机构。这也是因为他拥有深厚的政治传统，却不知如何构建适合新一代的沟通语言；同时也是因为社会既需要稳定，也需要变革。（洪慕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