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媒体分析全球南方为何需要更进步的产业政策 数年来，全球南方国家被引导相信，经济计划是一个错误。国家的作用应当减小，发展将通过比较优势来实现。结果财富从全球南方流失，这些国家仍然被困在全球价值链中利润最低的一端。一项面向全球南方的进步产业政策，必须从拒绝这一安排开始。在经历了数十年国家能力被削弱之后，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有魄力去构想比强加于它们的协议更好的方案。 【本刊讯】巴西《真实巴西》网站9月14日发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贾伊·普拉沙德的一篇文章，题为《全球南方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全文如下： 40年来，全球南方国家被引导相信：经济计划是一个错误；国家的作用应当缩小，关税必须降低，公有企业应当私有化，投资应交给那些以点击一下鼠标的速度跨越国界调动资金的人；发展将通过比较优势来实现，即每个国家都应出售自己已有的东西，购买其他国家已学会生产的东西。从哈拉雷到雅加达，结果有目共睹。拥有丰富矿产、肥沃土地和年轻劳动力的国家，仍然被困在全球价值链中利润最低的一端，出口原材料，进口用这些原材料生产的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例如，加纳出口可可，进口巧克力；而委内瑞拉出口原油，进口精炼燃料。财富从全球南方流失，而债务、非正规性和紧缩政策却日益加深。 一项面向全球南方的进步产业政策，必须从拒绝这一安排开始。“经济”并非中立或自然的事实，而是殖民干预、新殖民重组、产权制度以及技术和资本获取模式的历史产物。增长率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谁控制生产过程以及利益如何分配。发展的目标不应是增长本身，而应是人类生活的繁荣。 曾经将产业政策视为全球南方国家禁忌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如今已开始修正其建议。例如，经合组织承认，仅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生产率低、供应链脆弱以及绿色和数字转型问题；很少有企业会冒险将资本投入长期投资，除非被迫这样做。世界银行更进一步，认为只有国家主导的投资才能推动工业化，包括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网络和提供长期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更为谨慎：它承认补贴和贸易保护对新兴产业的重要性，但警告不要保护没有竞争力的部门。这些机构如今都在暗示有必要作计划。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中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对称性。当富国补贴半导体、电动汽车、国防工业或绿色技术时，被说成是“创新”或“国家安全”。当穷国试图加工自己的矿产或保护新兴产业时，就被警告存在“扭曲”“低效”“腐败”和“财政风险”。事实是，世界市场早已被强国、跨国公司、专利制度、金融机构和军事优先事项所计划。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计划，为了谁的利益，以及在价值链的哪个层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强调国家之间需要协调，使贸易、能源、教育和研究、环境政策以及外国投资规则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没有协调，一个政府可能宣布本地加工，而其央行却让工业得不到长期信贷，其电力系统让工厂断电，其贸易制度却奖励进口。贸发会议的论点固然有道理，但忽略了主要问题：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公共利益。 一项不约束资本、不将其引向社会福祉的产业政策注定失败。公有企业对于在社会必需而私人部门不感兴趣的领域进行长期投资是必要的。与其将公共资源用于私人投机，不如将其导向能够创建受监管市场、孵化新技术和发展有益于社会的生产线的公共机构。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和高昂的财政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压力将削弱公共财政，阻碍产业发展。 全球南方产业政策遭到部分破坏源于1994年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该协定限制了各国此前用来模仿、改造和发展现有技术的政策空间。它使各国难以按自己的条件开发新技术。现在是全球南方国家重新考虑全面承认知识产权的时候了。强制许可已经允许在公共需求紧迫时生产基本药物。类似的工具应扩展到对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其他部门。这将改善对关键技术的获取，加强国内生产，减少对跨国公司的依赖。 津巴布韦的锂政策是当代产业政策所需经济视角的一个重要例子。2022年12月，第213号法令禁止未经部长授权出口含锂矿石或未精炼锂。这项政策违背了殖民时代的常识，即非洲国家的角色就是开采和出口。该国利用对一种战略资源的控制，迫使矿业公司投资加工，并在国内创造更多附加值、专业资质和税收收入。这正是传统经济学所反对的那类措施。但当现行体制使开采显得“高效”、工业化显得“低效”时，这种大胆的工具可能是必要的。津巴布韦的禁令改变了矿业资本所面对的计算：获取矿石越来越需要投资国内加工。这有助于推动企业将锂矿石加工成精矿，并在近期规划建设硫酸锂工厂——使津巴布韦更接近电池原料供应。 津巴布韦的政策应当得到支持，但不应被浪漫化。将矿石加工成精矿，与控制电池价值链不是一回事。外国企业仍然主导着生产。技术、融资和市场准入仍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当地社区对劳动条件和监管不力等表示担忧。仅禁止出口本身并不能产生工程师、可靠电力、公共研究或本国制造商。因此，该国的下一步应当更深入、更透明：一项将地质知识、国家参与、开发银行信贷、职业教育、化学加工、部件生产、回收和区域需求联系起来的矿业与制造业综合计划。这样的计划需要赋予矿业社区和工人制度性权力，并确保公共收入用于建设全民财富，而不是私人财富。 津巴布韦的成功不应以加工厂来衡量，而应以锂政策能否有助于建设新的公立学校、医院、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网络及其他公共财富来衡量。 联合国《非洲工业发展第四个十年（2026-2035）》承认了当下的紧迫性。每年有近1200万非洲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建立区域价值链所需的规模。联合国主张，非洲应从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附加值商品。然而，仅仅依靠宣言和“可融资项目”是不够的。非洲需要公共开发银行、大陆基础设施规划、协调的矿产政策、本地化含量规则、新兴产业保护，以及减免那些抽走工业化所需财政能力的外债。 产业政策的反对者并没有提供中立的选择。将投资交给跨国公司，就是接受一份在别处设计的计划：没有工业的矿山，没有食品加工的农业区，没有体面工作的城市，以及一场技术在北方设计、使用南方开采矿产的绿色转型。产业政策不是解放的保证，但它却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争夺对投资、生产和经济盈余的控制权。全球南方的人民有权利用自己的资源建设未来。 当前形势为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打开了空间，部分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长期停滞使旧有的政策处方越来越难以维持。在经历了数十年计划经济信誉扫地、国家能力被削弱之后，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有魄力去构想比强加于它们的协议更好的方案。（洪慕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