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分析大国战略在全球转型时代面临的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要求将战略文化概念的认知潜力用于评估国际关系主要参与者的外交政策。如今，世界强国已进入系统性竞争阶段。理解这些大国战略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驱动力和边界对于在多极世界中构建稳定的威慑及战略模式至关重要。 【本刊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9月16日发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副教授基拉·科茹霍娃的一篇文章，题为《全球转型时代的大国战略文化：思维惯性与新现实的挑战》，摘要如下：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战略文化概念的重要性：新时代的理论核心？ 当前国际关系架构的深刻转型始于21世纪20年代初并在2026年前达到顶峰。其过程表明，孤立的、唯物主义的、着眼于合理性的外交政策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在先前军控条约体系土崩瓦解、国际机制大幅退化和全球化世界秩序在事实上陷入崩溃的情况下，外交政策中一些非物质因素——理念、价值观、目标以及各民族的自我感觉——开始占据突出地位。 在此背景下，对战略文化概念的厘清变得尤为重要。该概念由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于1977年在分析苏联军事规划的论文中提出，后来得到了科林·格雷和江忆恩的进一步发展。战略文化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稳定体系，由价值观、传统、认知和象征符号共同组成，它决定了特定政治团体会如何看待国际环境、识别威胁并选择应对手段。由于战略文化具有巨大惯性且不会随着经济潜力的增减或政治领导层的更迭而自行发生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软件”。 当前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将战略文化概念的认知潜力用于评估国际关系主要参与者的外交政策。如今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已进入系统性竞争阶段。理解这些大国战略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驱动力和边界对于在多极世界中构建稳定的威慑及战略模式至关重要。 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化 近年来，尤其是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大国的战略文化在保持自身底层内核的同时，也根据国际关系的主流趋势作出了调整。 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形成受到地理和地缘政治方面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是其漫长而平坦的边界缺乏天然屏障，二是该国必须不断调动资源以应对外部威胁。这导致俄罗斯总有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被夸大的脆弱感（“边界不安综合征”），并因此对在自身地缘政治核心地区周围建立安全带和特权利益区拥有持久渴望。 始于2022年2月24日的事件最终巩固了这种“要塞遭到围攻”范式的主导地位，并导致俄罗斯外交学说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23年3月31日批准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首次正式将俄罗斯定义为独特的“文明型国家”。这一转变表明，俄罗斯已为适应当代世界体系需要而对战略文化作出调整：告别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并开始重视民族认同和自己的道路。俄罗斯在内在战略诉求方面开始重返历史根源，做法包括重视捍卫传统价值观、维护多极格局并准备在国家核心安全面临存亡威胁时先发制人地使用硬实力。在当代的俄罗斯话语中，将当前形势与1812年和1941年的情形相提并论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精英阶层和全社会看待当前与西方对抗的基本认知模式。 美国战略文化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理念。后者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根源。与欧洲列强不同，美国由于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保护，在历史上从未面临过由邻国构成的生存威胁，这也让美国对其自身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普适性和优越性深信不疑。美国的战略思维带有浓厚的救世主情结和二元论色彩：它一贯以“善和恶”“民主和专制”这样的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待世界。 美国的战略文化在2026年前也显露出外交政策二元性“症状”：美国非但不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还转而对别国实施系统性威慑。从当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便能看出这一点。其政策要求动员国家实力和联盟网络（澳英美联盟、四方安全对话以及东扩后的北约等）的所有组成部分来压制竞争对手。救世主情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教条关联紧密，导致美国精英阶层思维极其僵化，无法在承认与其他大国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达成妥协。 从理论到实践：大国外交决策中的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可对外交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可得到许多具体事例的证明。就美国而言，对制裁施压和用于孤立对手的机制的长期依赖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美国对西方金融政治工具普适性的坚定信念直接源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理念所塑造的战略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对美国秩序的挑战都被视为应受到经济或军事惩罚的异常行为。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回应充分体现了该国对自身金融和技术霸权的信念。美国将俄罗斯多家大型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中剔除，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对俄实施技术禁运。它坚信，任何“理性”国家都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只能投降。 就俄罗斯而言，2022年2月作出的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是其战略文化的关键体现。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视为对俄国家核心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此举唤醒了俄罗斯的历史记忆：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不应重演，当时反应迟缓的苏联军队不得不在境内迎战入侵之敌。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明，安全和主权高于经济利益。从纯粹自由派的实用主义视角来看，这一决定因必然引发严厉制裁而显然不合情理。但在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坐标系中，防止敌人在莫斯科城下建立军事跳板是绝对的当务之急，因此这一决定是历史经验的必然且合理的延续。 战略文化冲突问题和对其解决之道的探索 大国战略文化惯性导致的主要宏观政治问题，是各国容易相互误解并误判彼此动机。每个大国都倾向于将对手本质上的防御举措解读为侵略性扩张意图的体现，同时将自己的进攻行动视为纯粹出于被迫的防御行为。这方面可列出三类关键矛盾： 一、俄罗斯的生存主义和美国的合法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刚性的势力范围和军事战略纵深为思维模式的俄罗斯战略文化与强调“门户开放”和制度普适性的美国战略文化存在冲突。这种认知上的僵局导致双方几乎不可能就欧洲安全达成长期协议。 二、美国“例外主义”与中国和谐理念之间的冲突。美国无法在其战略文化框架内接受拥有不同价值体系且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的存在。 三、战略时间上的不对称。中国的战略文化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为单位进行规划，把重点放在推动渐进式的、积少成多的力量平衡变化上。而美国的政策与选举周期紧密相关，要求迅速取得直观且具有媒体轰动效应的结果。这种不对称性导致美国经常采取突兀的冲动举措，而中方则倾向于将其解读为美国蓄意破坏地区稳定的战略行为。 战略文化镜像中的预测和建议 通过分析大国战略文化的惯性，我们可对2030年之前的国际形势发展作出预测： 一、集团结构将得到巩固。世界最终将分裂为信奉“普遍规则”的“全球西方”和捍卫主权平等及文明多样性原则的“世界大多数”（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 二、“灰色地带”危机将呈常态化。由于核大国出于对同归于尽的恐惧仍不敢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它们的对抗将完全转入混合行动、网络战、代理人冲突以及对关键技术控制权的争夺领域。战略文化的进攻潜力将以不宣战但竭力扼杀竞争对手的方式得以实现。 三、安全体系转向本地化。因大国立场冲突而陷入瘫痪的全球机构（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将被建立在区域主导性战略文化基础上的区域安全机制所取代。在欧亚大陆，上海合作组织和由俄中两国发起的欧亚安全新架构将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为了提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并最大限度降低战略对抗情况下的各种风险，笔者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智库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对手精英阶层的认知状况进行深度调研。必须摒弃仅从理性选择或狭隘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美国及其盟国行为的做法。要想准确预测他们在危机情况下的行动，就需要系统地研究他们的战略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以及历史神话。 二、实现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去意识形态化。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协作应建立在承认其独特性的基础上。俄罗斯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应成为不同文明间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应帮助这些文明抵制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同时避免将自身的固定模式强加于人。 三、研究多层次的战略信号释放体系。向美国发出的战略威慑信号应考虑到其救世主心态，因为公开的直接威胁往往会导致华盛顿的各派势力团结在“捍卫民主”理念周围。 四、建立供专家进行沟通的“二轨”渠道。在正式外交活动被冻结的情况下，有必要启动美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常设专家平台建设。建立这些平台的目的应是核实彼此战略意图，并将各种想法从一种战略文化的语言“翻译”为另一种战略文化的语言，以避免意外军事事件的发生。（刘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