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学者谈如何应对高市政治“战前回归”倾向 在高市政府治下，日本对华强硬姿态与排外主义抬头，防卫政策的扩张以及赋予太阳旗权威地位等，让人联想到战前的种种举措正迅速推进。应汲取“负面历史”的教训，及时纠正偏差、重回正轨。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10月7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战前”留给我们什么警示？》，全文如下： 延续80多年的战后时代是否正面临转折点？在高市早苗政府治下，对华强硬姿态与排外主义抬头，防卫政策的扩张以及赋予太阳旗权威地位等，让人联想到战前的种种举措正迅速推进。面对政治上向“战前回归”的倾向，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报评论委员臼井康兆将与日本大学专攻日本近现代史的古川隆久教授共同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战前回归”，2022年12月，日本文艺工作者森田一义（艺名塔摩利）在电视节目中说道：“（明年）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战前’时代呢？”虽然这番话的确切含义不得而知，但2022年不仅爆发了俄乌战争，日本政府也决定转向拥有“反击能力”（即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并将防卫费翻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声称，如果北京武力进攻台湾，可能导致日本陷入“存立危机事态”，并提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这一涉台言论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 臼井：所谓的“战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古川：昭和初期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在帝国议会上做过这样的答辩：“国防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国民也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处于上位，国民处于下位。那是一个国民被迫配合国家行动，个人自由与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时代。 那些人们以为“做到这一步也是没办法”的国家政策，在昭和初期最终全都引向了战争；想必当时的人们也由此深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以《国家总动员法》为例，这是一部允许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调动国民并管控资源的法律，于1938年制定。虽然其前身《军需工业动员法》早在大正时代就已制定，但直到日中战争爆发前从未被启用过，加之启用该法需要经过国会程序，因此当时人们并未切身感受到自己将被卷入战争的严重性。 负责封杀报纸等媒体言论自由的内阁情报局虽成立于1940年，但其前身内阁情报委员会早在1936年便已设立，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工作。也就是说，战前的法律与组织在战时得到强化，国民生活状况随之急剧恶化。 臼井：高市政府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后的半年里，相继采取了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增设“国旗损毁罪”以及修订《皇室典范》等举措。这些举措的共同点都在于试图提升国家的权力和威望。 古川：单看每一项举措，人们或许会觉得“无关紧要”或“与己无关”，但等回过神来才会发现全体国民已被层层束缚，这正是可怕之处。 臼井：虽然也有人认为国家情报会议有助于防范间谍活动，或者觉得“爱护国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查获间谍或破坏国旗的案例并不多见。反倒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举措会导致思想管控或侵犯表达自由。 古川：国家情报会议可能会导致对国民监控的加强，且缺乏相应的监督机构。这让人联想到战前的《治安维持法》。该法最初旨在取缔当时被禁止的共产主义，但后来以“预防”为由，将打击对象扩大到了任何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关于国旗损毁罪，那些“热爱日本这个国家，但反对现任政府”的人，或许会因为将太阳旗视为政府的象征而产生损毁它的冲动。国旗损毁罪可能会成为政府用来压制批评声音的工具。 战前是一个难以向当权者或长辈提出异议的时代。学校教育学生要“听从师长的话”，不质疑上级成了社会准则。人们为了免于惩处而一味顺从，没有发出反对战争的呼声。正是基于对这一时期的反思，战后学校开始鼓励儿童进行讨论，游行示威和罢工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不盲从”的意志表达正是民主主义的基石。 臼井：根据修订后的《皇室典范》，旧皇族中的男系男性可以被皇室收为养子。这不得不说是与时代脱节的“男尊女卑”观念。民意调查也显示，支持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的人占多数。 古川：我曾在5年前受邀参加政府专家会议的听证会，并主张应当认可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这一主张是基于倡导男女平等与国民主权的日本国宪法得出的结论。从历史上看，由男系男性继承皇位的前提是存在侧室制度。既然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一夫多妻制就不再可行，男系继承也陷入困境。 那些坚持主张由父系血统的男性后裔继位的人，其论据归根结底只有“传统”二字，但我们不能将传统置于宪法之上。有学者声称“没必要迎合支持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的舆论”，这种言论是在否定国民主权。 汲取“负面历史”的教训 臼井：令人惊讶的是，现行制度规定上皇、天皇和秋筱宫都不能收养子嗣。我认为，上皇不仅正视了昭和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还向儿子们传达了日本国宪法所带来的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宝贵价值。然而，这种理念却无法通过收养关系传承给未来。 古川：固守父系男性继承原则的群体，与对日本国宪法不满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之处。这背后可能存在一种政治意图，即试图通过改变天皇人选或皇室血统，来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战后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战前则是“天皇拥有主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皇主导了政治或军事事务。例如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明治天皇因对重臣西乡隆盛抱有好感，曾反对政府讨伐西乡。由于意见未被采纳，他一度拒绝处理政务。 昭和天皇也曾主张避免与中国和美国开战。所谓的“天皇主权”，其实是一种让掌握实权的政治家或军人利用天皇权威来驾驭国民的机制。这种机制最终导致日本在战争中惨败。基于对这一历史的反思而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远比战前的宪法优越。 臼井：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也让人联想到战时的情况。近年来，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膨胀至200%以上，高市政府却从财政方针中删除了有关“健全化”的表述。 古川：战前国家债务尚处于受控状态，但在昭和时代的战争中，这种制约机制彻底失效。当时巨额战费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国债；政府向国民摊派国债购买任务，企业用国债代替现金发放工资。太平洋战争末期，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超过200%，与现在的水平基本相当。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财政事实上陷入破产状态。为了重建财政，政府出台了对国民资产征收最高税率达90%的财产税等措施。 那些企图让国家重回战前状态的政治家，是否真的了解战前及战争的可怕之处，实在令人怀疑。正因如此，我希望大家现在认真学习历史。4年前，日本高中课程中引入了学习日本及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综合”科目。这是一个契机，可以将教学方式从以死记硬背为主，转变为以思考与讨论为主。重要的是，要对近现代发生的事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从“负面历史”中汲取教训，以造福未来。 此外，不要忽视选举的作用。近年来，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多在50%左右徘徊，甚至出现过跌至40%区间的情况。如果投票者并非限于有特定意识形态或隶属于特定组织的人，而是更多的选民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政治就会更贴近民意，及时纠正偏差、重回正轨也有望实现。（马晓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