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贾金明 李 超 张毅荣 　　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近期在德东部部分地区的州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大幅提升，德现任总理默茨领导的建制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得票率则显著下滑，德国政坛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选择党跃升成为德国三州主流大党 　　近期，德国东部的萨安州、柏林州和梅前州相继举行州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三州得票率均大幅上升，传统建制派政党，特别是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溃败。 　　在萨安州，选择党得票率较上一届翻倍，接近44%，成为该州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约17%；在梅前州，选择党以38%的得票率跃升为第一大党，基民盟以微弱差距未能达到5%得票率门槛，二战后首次无缘进入州议会；柏林州同样出现选择党进、基民盟退的局面，后者仅以微弱优势领先。 　　时间回到今年3月，德国西部的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也举行州议会选举，选择党得票率均比上一届翻倍，但都不足20%，没有成为当地的主流大党；基民盟在两州得票率增加，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得票率下降；绿党继续保持巴符州第一大党地位。 　　联邦层面，福沙舆论调查所9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相较于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结果，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社民党支持率下滑，选择党以27%的支持率超越联盟党，排名第一。总体来看，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已成为东部最主要政党之一，且影响力正渗透西部地区。 　　德国民众对建制派政党治理效能日益不满 　　维也纳大学东南欧历史学教授奥利弗·施米特分析说，民粹主义兴起，源于民众对德国建制派政党治理效能的不认同，德国东部民众感到自己在经济发展等方面被忽视和边缘化。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告诉半月谈记者，德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传统优势制造业承压等挑战。默茨上台前曾被寄予厚望，但新政府未能在经济治理、就业、移民、难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交出满意答卷，导致原有支持者流失。福沙舆论调查所民调显示，只有10%的德国公民对默茨的工作感到满意，创下本届政府成立以来的新低。 　　默茨近期发表声明，承认灾难性败选，但强调将继续推进改革并重建公众信任。作为联邦制国家，选择党在地方胜选并不意味着更换总理或提前举行联邦大选。执政联盟在当前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也不愿主动提前举行大选。 　　选择党对华态度总体务实，或引发连带涉华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认为，面对选择党在东部地区的超高人气，建制派政党长期以来针对极右翼政党建立的“防火墙”正面临失灵风险。 　　欧洲政策中心的欧洲和全球事务主任阿尔穆特·默勒认为，默茨政府目前急需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成绩，但选择党凭借在州议会的大量席位，足以在立法和议程设置中对其形成牵制，推动民粹势力进一步壮大。 　　对华政策方面，选择党对待中国总体持务实合作态度，反对妖魔化中国和对华“脱钩”。不过，德国建制派政党对选择党的攻讦，多次将话题引向中国。2025年，选择党政客马克西米利安·克拉的前华人助理在德获刑4年9个月，罪名是“受中方指使从事间谍活动”。 　　此外，选择党为污名化其他党派，滥用和歪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2025年，该党领导人魏德尔在同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直播连线时，称希特勒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引发舆论争议。 　　 　　2月24日，在德国柏林，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中）出席新闻发布会 张帆 摄

半月谈记者 张 璇 周闻韬 　　依托平台经济，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迅速壮大。在这一群体达到相当规模的同时，其上升通道却相对封闭。与此同时，无人驾驶出租车、无人配送车也正加快驶入街头。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从业者开始思考“向外发展”的可能性。 　　帮助外卖小哥“二次成长” 　　骑手群体规模庞大，流动性也较高。高振宇是一名想要转型出去的从业者，他本科读的是车辆工程，2024年初来到杭州备考研究生。“最开始是复习累了跑几单，也缓解自身经济压力。考研失利后，跑单成了主业。”高振宇说，骑手行业对他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他想寻找市场机会进入汽车行业。 　　同样想转换职业赛道的外卖骑手杨楠曾在汽车装配车间工作4年。刚跑外卖1年的他认为，骑手工作有灵活的优点，但是更多停留在“跑多少挣多少”，很难有更好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必春长期关注新就业群体。他调研发现，谁想转型、谁不想转型，骑手群体内部差异明显：背着外债的中年骑手只想多跑单、多挣钱还清外债，短期内不想转型；真正想转型的，或是刚还完债的中年群体，或是年轻从业者，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他们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 　　近年来，包括美团外卖、淘宝闪购、滴滴在内的平台企业纷纷提出新就业群体的“二次成长计划”。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袁哲等专家认为，企业抛出的“橄榄枝”要更有针对性，应该面向重点群体，帮助他们突破原有的职业瓶颈，形成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创立小哥学院，为他们提供再学习的机会。2021年，杭州市率先在西湖区联合浙江开放大学建立“小哥学院”，根据个体兴趣特长定制办学，如今其办学模式趋于成熟；2025年底，广东省“现代骑手学院”正式揭牌，该学院将依托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职业教育资源与京东等企业的业务场景，为在职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学历和技能“双提升”通道。 　　低门槛不等于低能力 　　比起“向上”，新就业群体似乎更需要“向外”的空间。张必春调研发现，不少骑手并不愿意“升级”做站长——即便做了站长或管理层，工资可能还没有跑单挣得多。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向外”转型，但也需要衡量转型后的收入能否达到每天跑单10个小时的水平，否则其转型意愿仍然较低。 　　社会常用“低门槛”来概括骑手工作，但袁哲认为，低门槛不等于低能力。“一个优秀的骑手通常需要具备较强的路线规划、时间管理、客户沟通、现场协调、突发情况处理、自我管理和抗压能力，只是这些能力长期缺少正式的识别和认证，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这些能力恰恰成了一些用人单位“逆向招聘”的切入点。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吉利面向外卖骑手发布专项培养计划，面向毕业5年内且拥有连续1年以上外卖配送经历的青年群体。高振宇、杨楠都已积极报名参与这一项目。 　　“年轻人可能希望寻求职业转型，但往往缺乏的是一个机会。他们大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好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介绍，入选者将经历系统培训与岗位试用，考核通过后可入职汽车营销、质量管理两大方向岗位，实现职业转型。 　　吉利并非孤例，京东集团也于今年年中发布了“涅槃计划”：针对旗下70万名快递、仓储、分拣等岗位的蓝领劳动者开展技能重塑。据了解，京东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robobase（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培训蓝领工人学习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新技能，使其成为收入更高、工作状态更稳定的高级技术工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一心认为，企业探索挖掘新就业群体的人力资源，不应只是增加几个转岗机会，更重要的是为平台劳动者打开新的职业出口。“一份工作能不能长久固然重要，一个人能不能顺利走向下一份工作同样重要。这些企业直接根据岗位需要开展培训，并与后续就业衔接起来，更有针对性。” 　　袁哲认为，企业的尝试具有积极意义。“骑手、快递员不是从零开始、等待被帮助的人，而是已经在长期配送工作中积累了多重能力的劳动者。通过系统培训和岗位实践，这些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延展。” 　　让每一个劳动者不掉队、有奔头 　　骑手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受访专家认为，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长期工作中积累的能力难以被记录、认证和转化，现有培训也容易与真实岗位需求脱节。需要突破的是平台与再就业企业之间的衔接机制，平台需要帮助骑手形成可携带的技能档案和能力证明，企业则应开放真实岗位，提供有针对性的转换培训和可持续的晋升通道。 　　值得欣喜的是，一些探索已经起步。一些平台开始为骑手提供继续教育、学历提升和职业转型支持，企业也开始面向骑手开放跨行业岗位。不过，这些探索还需要从少数项目走向更加稳定、普及和制度化的安排。 　　张必春建议，骑手转型需要多方合力。可以借助各地的新就业群体学院、“小哥学院”搭建桥梁：一方面，通过摸底排查，把有转型意愿的骑手找出来；另一方面，向“小哥学院”派驻专业的师资力量，对有意向的小哥开展针对性培训，让培训与岗位真正衔接起来。 　　袁哲认为，一些大型企业有相当规模的岗位需求、相对完整的培训体系和人才评价机制，也有条件把社会责任与招聘、培养和用人过程结合起来，完全可以为一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加稳定、有成长性的职业选择。 　　在他看来，这类探索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推动劳动力市场改变对新就业群体的评价方式。“人才评价不能只看一个人过去从事什么职业，也应当看到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哪些实际能力、是否具有学习潜力和发展空间。”技术的浪潮不会停歇，但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变革中不掉队、有奔头，正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外卖骑手在企业之家服务站休息 袁福洪 摄

半月谈记者 李凤双 董笑坤 冯奕超 　　无铬鞣工艺实现有害物质零排放，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拔地而起，生物航煤工程将废弃油脂“变废为宝”，绿色物流构建运输新格局……“十五五”开局之年，有着“中国皮都”美誉的河北省辛集市，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向绿、向新，产业结构从“一皮独秀”转向“多点开花”，高质量发展不断展现新图景。 　　皮革产业蹚新路 　　辛集市汇聚超过1600家皮革企业，产出我国超过80%的皮革原材料。近年来，面对市场形势变化，辛集皮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蜕变。 　　走进梅花皮业有限公司的制革车间，看不见污水横流、闻不到刺鼻气味，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我们经过10余年的无铬鞣制工艺迭代，实现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公司合规化与可持续发展部负责人罗恒祎告诉半月谈记者。 　　绿色工艺正在辛集皮革行业铺开。截至今年上半年，辛集市无铬鞣产能渗透率突破26%，辛集市已有4家制革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9家获评省级绿色工厂。 　　在凌爵皮革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厅，温感变色皮革、科技抗菌皮革、透气型春夏皮革次第铺开，仿佛一场皮革界的时装秀。公司副总经理孙重说，他们使用新研发的功能性面料，上新夏季鞋履、轻量化箱包等百余款产品，今年上半年生态皮革产品订单同比增长28%。 　　创新的活水，源于产学研这一口深井。河北省皮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四川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高校，建成国内领先的制革技术公共平台；辛集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与北京服装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搭起设计桥梁，每年数百款新品从设计图纸“跃”上生产线。 　　向绿而行，还有循环利用的加法。河北嘉恒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把曾被视作“工业包袱”的皮边、低档皮料，变为明胶、胶原蛋白肽、医用原料等高附加值产品。 　　从源头治污的“绿色变革”，到产品迭代的“创意突围”，再到变废为宝的“价值倍增”，辛集蹚出传统皮革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绿色物流开新局 　　在星耀物流园区光伏物流停车场，半月谈记者看到，80台重卡充电桩整齐排列，新能源重卡有序进出、快速补能，司机扫码、插枪、充电全程高效便捷。 　　“园区日均发电5万度以上，把充电成本从每度1.1元以上压降到0.5元以下。新能源重卡每公里比油车省1元，单车一年能多赚7万到9万元。”辛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宾算了一笔经济账。 　　据介绍，星耀物流集团布局12座补能站点、101台充电桩，打造形成立体化补能网络和连片成网的跨省绿色运输格局。依托高效补能配套，车辆单次充电时长可压缩至40分钟，年货物运输量达2200万吨，年减碳量达46.8万吨。 　　在不远处的辛集保税物流中心，仓库整齐排布、车辆有序进出，报关大厅业务办理高效顺畅。作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这里为内陆外贸打通开放关口。 　　“最大的变化，是效率提上来、成本降下去。”辛集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副主任贺新明表示，园区联动海关优化流程，整合通关、检疫、仓储、分拨全链条服务，实现24小时通关、全程网上申报，进口肉类通关时间压缩三成以上。 　　2025年，辛集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总额达1.75亿美元，同比增长93.8%；已与巴西、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70余家境外供应商及国内百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 　　河北汉兴祥食品有限公司依托保税进口冷冻牛肉开展精深加工，一年内推出37款肉制品，年产值突破亿元。“以前港口出关排队久、货物积压成本高，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快速通关。”公司总经理熊仁鸿说，他们计划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扩大产能。 　　辛集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打开开放大门，构建绿色物流场景优化货运模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助推县域经济在开放发展、产业转型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多元产业谋新篇 　　在辛集市天宫营乡，一台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前不久完成吊装，正处于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相较同等规模160米级塔架机组，该机组投运后年发电小时数提升220小时，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多减排二氧化碳1371吨，能够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华电河北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凯介绍，华电辛集风电项目集群总装机850兆瓦，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辛集市统筹推进17个风电项目建设，总投资超100亿元，总装机容量1.6吉瓦，实现风电产业规模化、全域化布局。目前，辛集市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3%提升至25%左右。 　　在河北金士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等待组装的氢燃料电池无油空压机整齐排列。“这是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八大核心零部件之一，采用我们自研的空气轴承技术，可以匹配市面上所有系列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锦说，“我们的多款产品已配套上万辆氢能汽车，行驶总里程超1亿公里。” 　　如今，辛集正加快构建“制、储、运、加、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士顿公司正在逐步成长为燃料电池空压机领域的龙头企业。 　　产业链持续“生长”。在辛集，总投资约5.1亿元、年产30万吨可持续能源加氢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餐厨废油及废弃油脂作为核心原料，经过新型加氢工艺，变身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生产过程副产氢气还能供给加氢站。”河北飞天未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伟介绍。 　　在辛集市申科科技集团的产品展厅里，一块拳头大小的智能超声波水表，能精确捕捉每一滴水的流向。“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采用超声波计量技术，蓝牙阀分体式设计，还能通过物联网远程传输数据。”公司副总经理申磊说。依托“人才飞地”，他们研制出的全国产化智能水表正在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今年上半年，辛集市生产总值实现218.3亿元，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4%。“下一步，辛集市将持续推进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拓宽多元赛道，畅通内外循环，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绿色创新破解发展制约，充分释放县域经济增长动能。”辛集市委书记贾宏迅说。 　　 　　河北金士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检测人员正在对氢燃料电池无油空压机开展精密检测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播撒红色火种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李建发 李黔渝 薛 晨 　　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长征沿途部分民族群众一度听信妖魔化谣言，纷纷躲进深山，以惶恐而冷漠的目光，望着那支陌生的队伍从村寨经过。然而，在红军到来之后，各族群众对红军的认知和态度发生极大转变，从最初的疑惧和躲避，转向信赖和支持。 　　他们开始下山、开门、伸出双手。从捐出一双草鞋到献出一斗青稞，从拆下一块门板到撑起一叶渡船，从歃血为盟到送儿参军，各族群众用多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支持和援助，接住了这支人民军队递来的拳拳诚意。 　　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或许是发生在一系列丰满的细节里：发现红军借宿过的自家院子，家当一件未少，即使个别东西被暂借，要么留下了银元，要么留下了借条……人们逐渐醒悟到，这是一支可亲可信可敬可交的友好队伍，与以往所见过的旧军队完全两样。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开仓筹粮，粒粒皆民心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只当年装粮的牛皮口袋如今是馆里的镇馆之宝。这只牛皮口袋里，装过松赞林寺开仓给红军筹来的青稞，成为那段岁月留下的实物注脚。 　　而故事的起点，源自恐惧。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蛊惑，在香格里拉小中甸，江初农布的父辈们逃进大山，远远地望着自家屋前的小路；红军到来前，云南丽江石鼓镇的居民大都上了山，和学义一家在山里躲了三天三夜……几乎每一位亲历者后人的讲述，都从“跑”字打开话匣子。 　　转折，从一粒粮食开始。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1.7万多人从湖南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底来到云南中甸。被国民党委任为“江防指挥”的当地头人汪学鼎，率僧俗民团在干岩房设伏阻击，红军参谋长高利国和十几位红军战士牺牲。但红军没有报复，而是贴出布告、露宿街头、公平交易，秋毫不犯。松赞林寺由此受到震动。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馆长潘高原向半月谈记者细述了此后的进程：寺院管事夏那古瓦受“八大老僧”委派进城探虚实，军团长贺龙亲自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宗旨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于是，松赞林寺作出决定：配合红军，开仓借粮。5月1日，夏那古瓦等8名代表手捧哈达、背着青稞酒和糌粑、赶着16头牦牛，进城慰问红军。 　　后来，就有了那场被载入史册的“开仓放粮”。在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树生等人的带领下，半月谈记者实地踏访了松赞林寺的粮仓旧址。岁月悠悠，粮仓废弃已久，但基本构架仍保存至今。“松赞林寺一举打开了3个粮仓，6万多斤青稞倾仓而出。连同古城的藏团、汉团、商号一起，中甸全县为红军筹粮共10多万斤。红军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余树生说，贺龙还亲赴松赞林寺答谢，向寺院赠送了“兴盛番族”锦幛。 　　粮仓开，人心齐。“通过广泛宣传，藏族群众陆续回家。”潘高原回忆，“许多妇女主动为部队背水、扫地、磨青稞、缝补衣服、安排食宿。后续部队进城时，群众自觉集队到南门欢迎。” 　　“正当刍秣皆空日，犹是青稞未熟时。一举倾仓数千斗，雪山北望送雄狮。”在丽江古城，这场“人心密码”的故事，以另一番景象上演。丽江是红军入藏前的最后补给站，前方是雪山草地，衣物需求极大。红二、红六军团停留期间，古城34名裁缝放下自家生计，连夜为红军赶制衣帽粮袋；58位妇女为部队担任炊事员……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馆长杨志坚指着展墙上的一帧帧老照片，向半月谈记者娓娓讲述背后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在四川凉山州，这个清单更长。中央红军过境不到一个月，各族群众提供粮食400万斤以上，还有几百匹建昌马。这种矮脚马驮着物资翻雪山、过草地，曾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誉。 　　在云南寻甸柯渡镇，回族群众认定“红军是自己的亲人”，踊跃为红军挑柴、做饭、打草鞋。此外，救护红军伤病员，帮助其躲避敌人的搜查，也成了当地群众的秘密举动。 　　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红军小号手高金奎在鸡街一带被敌机炸弹炸伤，这个满脸是血的娃娃兵慌乱中摸到朱庄子村一户农家敲门。开门的是朱世光的母亲，她把高金奎悄悄带进屋后的竹林，罩上一口大铁锅，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国共两种力量的比较中，各族群众认清了哪一支队伍值得信任，可以托付。贵州黔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东对半月谈记者分析这种信任的来源：“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族地区老百姓尤其是‘干人’的迫害之深，让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他们从内心深处拥护共产党，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带他们摆脱苦难，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撑船摆渡，夜夜涉骇浪 　　江西于都，作为“地球的红飘带”的起始点闻名世界。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默默矗立在于都河畔，铭记着烽火岁月里军民同舟共济的秘密壮举。 　　为协助即将远征的中央红军渡过湍流暗涌的于都河，于都沿岸百姓纷纷献出家中渔船，有的人家还捐出自家门板、床板、棺材板等木料用来架桥。当时，敌人的飞机时常在于都上空盘旋，中央红军将士白天隐蔽在林间，于都百姓夜晚协助抢搭浮桥，供红军夜间渡河，次日凌晨再迅速拆除浮桥。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期间，于都河上的5座浮桥先后架桥、拆桥15次。集中渡河历时4个夜晚。红军撤离后，30万于都百姓不露风声，共同守护着红军夜渡远征的重大战略秘密，敌军始终浑无察觉。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发现，这样的抢渡共济义举，也在多个民族聚居区次第上演。 　　金沙水拍，渡江紧急。驻扎在凉山的红军“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却杀猪宰羊优待船工。“于是，大凉山的船工们人人愿为红军渡江出力。”凉山州史志办年鉴科科长罗艳介绍，“在临时船长张朝寿的带领下，37名船工分成两班，昼夜划船，为中央红军顺利巧渡金沙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丽江石鼓镇，金沙江在这里拐出万里长江第一湾。江边的纪念广场上，一座名为《金沙水暖》的雕塑已立了多年——一名红军战士紧握住船工的手。 　　90年前，一支队伍来到这个江湾。抵达石鼓之前，这支队伍刚在寻甸一带打完一场阻击战。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智渊介绍，1936年4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于柯渡、可郎地区，9日由红二军团红6师负责在六甲地区阻击滇军，掩护主力转移。经过一天的英勇战斗，红二军团红6师打退紧追不舍的滇军，为全军赢得调整部署必需的时间。4月25日，红二、红六军团抵达石鼓渡口。 　　野渡无人更无舸，金沙多碛又多弯。四顾茫茫，船在哪里？国民党此前强令沉船毁筏。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向半月谈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景：沿着从石鼓到巨甸的江岸，红军找到并启用了木瓜寨、木取独、士可等5个渡口，但能找到的船不过区区几条，一条大船一次最多能载四五十人，其余全靠木筏、木排。“全军就是这样渡过去的。”张学文一字一顿，“对红军来讲，渡江就是生存。” 　　半月谈记者在寻访当年渡口时，偶然翻阅到船工和学义的儿子写于1996年的家书。这封家书由和学义的孙子和士林珍藏至今。家书写道：一个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丽江城里的尹姓百姓获释后，主动给红军带路，直接到木瓜寨找到了老船工和万育，把沉船捞起。此后几天，和学义接过舵把。起初，他领着妹妹装病睡在床上，暗中观察这支队伍，发现这些人真是些好人，主动帮他家挑水。当红军问他会不会划船，他爽快地回答：会。就这样，从4月25日夜开始，木瓜寨的船工们开始昼夜不停地摆渡。 　　石鼓村的年庚华老人今年80岁，他记得父亲年震时常讲起：当年红军队伍里，有些人“还戴着眼镜，看样子是一些文化人”。“在旧时人的经验里，戴眼镜的军人与烧杀的兵痞，属于两个世界。”他说。 　　1万多名红军战士渡江，谈何容易？4月27日中午，士可渡口，老船工周长寿掌舵的木船因超重在江心沉没，船工们奋力救起一些战士，但多数战士被急流卷走牺牲，周长寿也献出了生命。 　　而在贵州黎平少寨村，一段红军桥的英勇故事传颂至今。红军先头部队1934年12月15日过少寨，发现八舟河上原有木桥已被国民党拆毁，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过。村中几位老人一招呼，村民从自家卸下杉木门板、床板，与红军战士一起连夜架桥。在黔地民居里，门板是一个家的脸面。这座桥被村民沿用至今，被称为红军桥。 　　半月谈记者在少寨村见到75岁的吴锡焰老人，他的祖辈当年参与了架桥。老人当过多年村支书，也是这座桥的义务讲解员。几十年来，他向一拨拨来访者深情讲述门板铺桥的往事。风波九秩垂垂老，犹挺中流未折腰。这座桥依然横在八舟河上，虽无卧虹之势，但始终连着几辈村民的心。 　　这样的红军桥，在福建长汀、四川江油、重庆綦江等地，还有不少。 　　血浓于水，依依两结盟 　　情到浓处订山盟。在工农红军与长征沿途各族群众的交往史中，结盟是一种最特别、最庄重的方式。 　　陆瑞光的孙女陆顺平至今犹记当年姑妈讲过，红三军团进驻贵州镇宁县弄染寨时，陆瑞光的戒心还没完全放下。这支布依族武装首领的来路，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为报家仇，18岁的陆瑞光拉起队伍，聚众上千，抗捐抗税，深受布依寨子的拥戴。因为被军阀“改剿为抚”的把戏欺骗过，陆瑞光对一切“招安”保持着警惕。 　　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三顾弄染，最终换来1935年4月16日晚的结盟。据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的讲述，当晚的弄染寨像过节一样：两位红军首长按布依族风俗坐在上、下首位，陆瑞光和贴身弟兄左右相陪，妻子在席前添菜敬酒；寨里的布依族同胞摆出喷香的腊肉、狗肉和甑子饭，篝火染红夜空。双方订立了“反蒋介石、反王家烈、反犹国才、反国民党苛捐什税”的作战协定。 　　三顾归心竞盟歃，一麾指路即追从！翌日拂晓，红军开拔，陆瑞光送了一程又一程，表示愿追随红军北上抗日，只因弟兄们都有家室，需回家安排后再追部队。 　　在弄染结盟发生一个多月后，一场仪式更庄重、影响更巨大的生死结盟在四川冕宁县的彝海举行。彝海畔保留的三块石头，见证了当年彝海结盟仪式。讲解员瞿梦丽把半月谈记者带到石头前，讲起1935年5月22日那个下午：彝海畔，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相向而坐，现场宰杀一只大红公鸡，鸡血滴于碗中。没有酒，就舀起湖水代替。刘伯承举碗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同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随后举碗：“我小叶丹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两人一饮而尽。 　　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授予小叶丹，还把自己的左轮手枪相赠；小叶丹则把心爱的大骡子送给刘伯承。彝海结盟的成功，为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成功抢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时间。 　　后来的岁月里，小叶丹以“沽鸡支队”的名义在彝区坚持斗争。国民党靖边司令邓秀廷曾以“私通红军”的罪名相胁迫，小叶丹拒不交出那面旗帜。在小叶丹牺牲后，他的妻子接过旗帜，把它缝进彝族妇女百褶裙的夹层。这面旗帜，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其色虽褪，荣光永存。 　　在中共党史上，彝海结盟被公认为红军长征途中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典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创新探索和伟大胜利。在冕宁县史志办原主任王大钊看来，这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经典实践，那份盟约汲取了“桃园结义”等传统文化因素并加以升华，“其他国家是没有同样的东西的”。 　　两场结盟，基于同一种策略和智慧：红军没有要求对方改变本民族的规矩，而是坐进对方的规矩里：在弄染，红军首长按布依族的风俗坐上、下首位；在彝海，刘伯承按彝家最郑重的方式喝血酒、认兄弟。交往的智慧，就藏在这种平等、尊重、包容和互信里。 　　90多年后，小叶丹的孙女果基出比木已年过七旬。果基出比木的儿媳沈你哈么说，这些故事，奶奶讲给婆婆，婆婆又讲给她们，“一代代口耳相传”。去年红军长征入川90周年，刘伯承的后人还专程到小叶丹后人家中探望，两家后辈围坐在一起，再叙“骨肉情”。 　　在弄染寨，那棵见证结盟的“结盟树”树龄已逾百年，依然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在当地布依族村民眼里，各民族就像这棵树，根须缠绕，谁也离不开谁。 　　追随红军，赳赳万里行 　　当信任积攒充足，一部分民族地区的群众做出了最大胆的决定：追随队伍，从军远征。 　　长征途中，各大军团边行军边打仗边扩红。红二、红六军团到达贵州黔西县、大定县、毕节县等地以后，扩大红军5000多人，及时补充了兵员。在黔东南州，至今流传着一首民歌，反映出当年苗寨扩红热潮：甲戌红军来苗寨，和我苗家心一条；誓死跟着红军走，革命胜利在今朝。 　　在四川西昌，半月谈记者见到王莹时，她已从凉山州侨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休。当年红军过越西时，她的父亲王海民（彝族名字叫阿尔木呷）参加了红军队伍。王海民为反抗军阀剥削参加了一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有家难回。1935年5月，东躲西藏的他偶然听说山下来了“一支头上有五角星的队伍”。王海民带着60多个伙伴下了山，看见的是开仓放粮、打开监狱。 　　“我父亲起初就想得到一支枪，继续和军阀打。”王莹说，“但几天之后，他认定这是一支专门替穷人做主的队伍，一定得跟着走。”就这样，越西报名参军的人里，彝族有好几百个，加上汉族青年共1000多人。为照顾语言和生活习惯，红军决定成立单独的连队——彝民连。 　　漫漫征途险象丛生，生存考验挑战极限。有的人跟着队伍走到底，更多的人没能走远。目睹红九军团一位姓王的连长惨遭反动派杀害后，黔东南州侗族群众杨和钧决心继承王连长的遗志，两次北上寻找红军，并写下诗句“寻觅那光辉绚烂的红日”，结果半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边沙风雨桥下；长征后期，部队进入甘南回民聚居区，熟悉风俗的柯渡回民班被派作尖刀班，冲在腊子口战役的最前面，战斗结束清点人数，13名回族青年只剩下班长毕发斗；来自云南丽江的14名参军青年，一路英勇奋战，最终有3人成功到达陕北…… 　　“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90年过去，这支铁军用血迹斑斑的双脚丈量出的民族团结和互信，在石榴籽般紧抱的寨子里、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园里，继续绵延生长。 　　 　　云南迪庆州松赞林寺当年开仓放粮的粮仓入口 周清印 摄 　　 　　粮仓遗址 李建发 摄 　　 　　贵州黎平县少寨红军桥沿用至今 周清印 摄

王国旭 杨 茜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文字博物馆里，一页手抄的东巴经文、一枚傣族贝叶经残片常让来访者驻足。文字形态和笔画各有差异，记下的却是数百年前某个村寨的祭祀与农时。这样的“文字家底”，这里还藏着许多：东巴经、古彝文、壮族土俗字、傣皓文……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跨境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省份。26个世居民族世代而居，16个跨境民族往来相通，4060公里边境线上29个口岸次第开放。汉语与傣语、景颇语、拉祜语、纳西语、佤语等各民族语言文化在这里交汇共振。一个朴素的问题由此而生：这些多民族语言文字，与中华文脉究竟是什么关系？ 　　75年耕耘，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给出的答案是：边疆不是文脉的末梢，而是文脉的重要一段；守护好边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就是守护国家的文化疆界。 　　育才：把书桌搬到寨子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识别、语言调查与民族文字创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前身）的王敬骝、盖兴之、纳训、巫凌云、杨知勇等一批前辈学人走村访寨，记录描写各民族语言文化、整理民间故事，让那些藏在深山的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他们还参与国家民委“五种丛书”的编撰，这套丛书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座知识丰碑，也带出一大批各民族的专家学者。 　　1979年，该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至今累计培养研究生1200余名，云南不少民族的“第一位本科生”“第一位研究生”“第一位作家、学者”，从这里走出。 　　学科把“理论+田野”与“数智人文”结合起来，每年暑期师生分赴州市县调查，在寨子里学会记音、访谈与整理。学科已为云南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输送大批干部和业务骨干；近5年，约60%的毕业生扎根云南边疆基层中小学。 　　深耕：在国际规则里写下中国字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开设傣、佤、景颇等12个民族13个语种方向，在云南民族大学开设数量居全国高校之首；傣皓文、跨境拉祜语这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始终有一支稳定的队伍在深耕。2025年6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相关大会上，刀洁教授团队就傣皓文编码提案作大会报告。东巴文、傣皓文的标准化研究，让云南世居民族的文字在国际规则里有了自己的坐标。 　　这一切的背后是扎实的积累：云南民族大学主持“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云南区域工作，完成项目40多项；承担教育部“濒危语言志”“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编纂任务，建成含百余种民族语言的资源库。近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7项，出版著作62部。 　　凝心：让各民族在语言里相亲 　　在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另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教育部、国家语委2021年认定的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师生分赴大理、迪庆、文山、西双版纳等州市开展民汉双语志愿服务，2025年为民族地区教师培训普通话400余人。服务的半径还延伸到法治与治理：学科培训少数民族双语法官1500余人次。 　　学术也在为“团结”筑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研究”“滇黔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文书写的中华认同研究”，深掘多民族文学经典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内涵；项目“多元融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体系获云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5年，学校获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正是支撑学科之一。 　　续脉：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这门学科最难被替代之处，在于三个关键词：跨境、濒危、冷门绝学。 　　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指向同一条脉络：“滇黔桂越边区百部珍稀土俗字文献收集译注与研究”“中缅泰老越印度傣泰语比较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小文种文献保护与整理研究”“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文学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说白了，就是把散落在西南边疆的文献，一片一片收拢进中华文化的知识版图。 　　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传统二级学科上，功夫同样下得实在。104万字的《宋元学案》原本复原，参证《明儒学案》体例恢复原貌，使两书合璧而成中国理学七百年的学术专史；《明末清初滇黔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以地域为经、以遗民类型为纬，让滇黔诗群重新走进文学史视野；从清代《杂览时看》《滇南同音字汇》中梳理出云南汉语方言入声演变的三条线索，为“语言活化石”留下新注脚。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各有其长，彼此呼应。 　　架桥：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这个学科的视野，早已越过国境线。 　　学科在孟加拉国建设孔子学院，2025年新增立项建设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孔子学院；向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派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200余名，承担“南亚东南亚地区国际中文教育本土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任务；接待培训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高级党政干部800余人次，培养南亚东南亚来华留学生400余名。近8%的毕业生赴南亚东南亚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等工作。 　　如今，它是云南省一流学科、高峰学科，连续两轮获批省级立项建设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为弥补云南高层次人才不能满足边疆需求的缺口，学科一直在全力以赴。 　　从寨子到论坛，从边疆到世界，这个学科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各民族语言文学中的“多元”，收束进中华文明“一体”的宏大叙述；又在这“一体”之中，让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被记录、被尊重。 　　它不在中心，却连接着中心；它扎根边疆，也面向世界。 　　 　　民族文字博物馆展出的东巴经文、傣族贝叶经残片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播撒红色火种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范钟秀 薛 晨 尹 恒 　　红军长征途经众多民族聚居区，一方面，需要唤醒民众，赢得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在各民族聚居区，作为一方最高长官，土司这一官职多封授给西南、西北地区的各民族首领。当红军遇上土司，土司遇上红军，将会发生什么？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上下两头”同时发力，不仅给各族穷苦大众以极大鼓舞，点燃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擦亮了包括土司及其头人、喇嘛寺活佛等在内的部分上层人士的双眼。从敌对顽抗到主动靠拢，从犹疑观望到倾力相助，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思想上受到不同程度的触动，行动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红军长征从各民族聚居区顺利过境，突破了封锁，冲出了困局。 　　来自土司世界的隔阂与敌意 　　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手段之一，土司制度正式确立于元朝，推行完善于明朝。自雍正以来，清政府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任用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逐步代替世袭土司。 　　晚清川康等地地方长官力推改土归流，然不久即因政权更迭、政局动荡，各地土司大多恢复。国民党当局鞭长莫及，对一些势力较小的土司进行了裁汰，对一些重要的土司则颁授印信加以确认。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四川、西康、甘肃、云南、贵州、湖南等地还有不少土司残存。 　　半月谈记者在四川、甘肃调研中了解到，长征时期，四川西北尚有土司土屯部落115个、土司土官114人。这些部落以姻亲关系、拴头关系、政教合一等方式，分属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为首的土司集团、苏永和为首的头人土官集团、华尔功成烈为首的川西北草地部落集团等；康北地区的大土司则有德格宣慰司、孔萨、麻书、朱倭、林葱4个安抚司及霍尔白利长官司，东北角还有巴底、巴旺两个宣慰司；甘肃南部的大小土司中，则以卓尼土司势力最大。 　　借助与土司势力千丝万缕的关系，红军入川之际，国民党政府将不实宣传渗透到土司辖区部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污名化流言在红军到达之前即广泛传播，《惩治条例》等高压峻法也在民族地区流传开来。不明真相的藏族民众对红军十分恐惧，不等红军到来便携家带口出逃避难。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军阀处理与土司关系时各有算计，增加了各民族与汉族的嫌隙，给红军长征造成了困难。川西北大批土司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除了正面交火，还不时偷袭红军。正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的，红军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红军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 　　在雪山草地之间，要在民族地区的陌生世界中打开局面，红军何去何从？ 　　从阻击到降服，从敌视到友善 　　红军长征过境藏族羌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司仍然盘踞一方，相互关系盘根错节。要想顺利过境，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土司们的关系，尽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的支持。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市，历史上号称“四土地区”，分布有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当地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人物原型，以及相关剧组的主要取景地，都与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及其官寨密切相关。 　　从马尔康市区向东出发，驱车7公里，半月谈记者便来到马尔康镇西索村。梭磨河水潺潺抱村流淌，一幢幢西索民居井然分布。绝大多数土司官寨已成废墟，但卓克基土司官寨仍完好保存至今。这是一栋具有传统嘉绒建筑风格的五层木楼，以石块石片垒墙，木柱木板做壁，雕梁画栋，蔚为大观。 　　在这座被毛泽东称为“长征途中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建筑”里，马尔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夏海军、卓克基嘉绒藏族文化旅游区讲解员扎西严木初等人的细致讲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自两河口出发，翻越梦笔山，进入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受国民党政府反动宣传的蛊惑，与多数土司一样，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对这支陌生的队伍心存戒备，派兵据守官寨，在深谷中开枪阻击，红军向导不幸牺牲。相持至夜晚，大雨倾盆，红军先头部队为联络后续部队，向天空发射了3颗彩色信号弹。霎时间，夜空被照得通明。土司索观瀛及其士兵从未见过这等“神物”，以为红军施法术、放“神火”，便仓皇弃寨而逃，连土司大印都来不及带走。 　　红军进驻官寨后，严守纪律，不扰百姓，并派人寻找土司，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在卓克基土司官寨住宿数日，毛泽东翻阅了土司书房里的《三国演义》《古文观止》等藏书，感叹：“古有郿坞，今有官寨，土司的这个城堡应该是我们在长征途中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建筑了。” 　　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官寨后，在“土司议政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著名的卓克基会议。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李元春说，会议专门讨论民族地区的有关问题，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号召藏族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半月谈记者走进当年举行卓克基会议的房屋，看到墙上贴着《告康藏西番民众书》的复制件。正是这份重要公告的广泛张贴和配套宣传，逐步打消了当地部分土司和民众的疑虑。 　　马尔康市史志中心主任陈涛认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卓克基地区在整个中央红军北进甘南前，一直是红军整个战役布局的后勤基地，中央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和《夏洮战役计划》，也都把卓克基作为总后方。 　　在红军的帮助下，马尔康先后成立了13个乡级苏维埃组织，以本地藏族为主体，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协助红军开展工作。因此，马尔康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北上驿站。 　　多年后，索观瀛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于红军对官寨的秋毫无犯，也为自己当年的鲁莽无知而反省。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作为西南民族参观团代表来到北京，毛泽东欣然邀请他同桌就餐。席间，毛泽东还对他说：“红军当年是借路北上，住进官寨，你用不着躲进山林里。” 　　与之类似，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区，土司头人（涅巴）夏克刀登与红军之间，也经历了由冲突到和解的变化过程。 　　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剑锋告诉半月谈记者，最初，夏克刀登对红军心存误解和敌意，曾参与阻挠红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他受伤被俘，自忖必死无疑。但红军并未杀他，朱德总司令还派人请来红军医院院长苏井观为他治疗溃烂的伤口。 　　好几天过去，夏克刀登欲试探红军是否真有诚意，提出想派人给新选出的德格土司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红军领导人表示“一切悉听尊便”。德格土司接到信后，派了一个小头人乌金泽登前来探明虚实。 　　杨剑锋说，在这些日子里，红军领导人多次到医院看望夏克刀登，同他拉家常，讲形势。夏克刀登的态度由敌视、怀疑红军转变为信服、拥护红军。他利用自己在德格地区的影响力，为红军筹集了150头牛、53匹马和大批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 　　夏克刀登的转变，是红军争取民族地区上层人士策略的成功实践。其要义是：不经由“打土豪”“阶级斗争”的激进方式直接触动上层利益，而是通过宣讲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其社会地位，争取其理解和合作。 　　徐向前元帅曾总结：“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对坚持反动立场、顽固抵抗者，才以武力解决之。” 　　女土司与活佛的开明之举 　　在红军遇到的土司中，还有一些土司原本就具有开明性、进步性，对红军抱有好感。当红军过境时，他们不仅未围追堵截，反而积极释放友善之意，乃至与红军将士成为知心朋友。 　　女土司德钦汪姆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被誉为“康巴之花”的她，是掌管此地的第八任孔萨土司丹真尼玛的女儿。1935年，17岁的德钦汪姆正式成为第九代孔萨土司。 　　也正是这一年，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向甘孜进军。彼时，德钦汪姆作为甘孜的地方首领，是国民党政府和四川地方军阀极力笼络的对象。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发布《惩戒条例》，通告藏族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企图置红军于绝境。 　　据甘孜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晓波介绍，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负责人设法与德钦汪姆以及甘孜寺香根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等取得联系，明确宣告了红军“灭蒋兴藏”、北上抗日的方针。深明大义的德钦汪姆与地方宗教领袖磋商后，毅然作出决定：不参与国民党倡导和推动的围剿红军的活动。为帮助困境中的红军，德钦汪姆带头将自家窖藏的18万斤粮食支援给红军。 　　作为康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之一，德钦汪姆的义举带动了一批藏族上层人士向红军靠拢。 　　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最初对红军并不了解，持观望态度。正值高原隆冬，红军战士们一律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靠挖野菜、捕鼠雀充饥。格达活佛则一直暗中观察。 　　甘孜县白利寺管委会主任张尼玛告诉半月谈记者，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进行了数次交谈。格达活佛认定“这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毅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粮草、担任翻译和向导、救护伤员。 　　朱德在甘孜会师庆祝大会上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 　　张尼玛还介绍，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部分反动土司卷土重来，格达活佛冒着极大风险与之斗争。在他和群众的照料下，留在甘孜的2000余名红军伤病员绝大多数被安全转移，踏上北上抗日的道路。 　　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5月经过云南中甸时，归化寺的管事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贺龙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归化寺活佛，承诺“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贺龙还到归化寺拜访活佛，赠送“兴盛番族”的锦幛。随后，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几天内红军就筹集到10万余斤粮食。 　　红色土司的英勇与悲壮 　　更有一些土司，因植入红色基因而彰显革命性，令人敬仰，为人颂扬。 　　在阿坝松潘草地边缘，一位羌族土司在短暂的人生中书写了一段红色传奇。1933年，松潘刚经历过7.5级的叠溪大地震，岷江沿线的羌、藏、汉等各族百姓流离失所。然而，官府非但不赈灾，反倒层层摊派苛捐杂税。生于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家族的安登榜，愤然带头抗捐抗税，触怒官府，被罢免区长职务并遭追杀。 　　安登榜率十余名随从武装出逃。走投无路之际，他们途中偶遇西进的红军部队。安登榜深信“这支队伍是真正为各族群众谋活路的队伍”，当即决定投身红军。 　　松潘县川主寺镇小学副校长、安登榜曾孙安承勇向半月谈记者讲述，红军对曾祖父这位“神枪手大少爷”早有耳闻，对他委以重任。“曾祖父熟悉本地山川地形，通晓羌藏汉三语。他带领红军，分化瓦解地方武装，击溃守军，顺利进入松潘境内。” 　　击唾抗捐偏敢怒，筹粮导路岂辞劳？安登榜多方奔走宣讲红军政策，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1935年6月，安登榜被正式任命为游击大队长，陆续有200多名羌族同胞主动加入红军队伍。当年8月，红军北上，安登榜率队一同出征，担任向导、前卫并开展宣传和筹粮工作。 　　安承勇说，临行前，曾祖父特意回家嘱咐妻子“认准红军、相信共产党，莫信国民党”。最终，这位“长征路上第一个牺牲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毛儿盖筹粮途中被敌人杀害，年仅40岁。 　　除了四川的羌族土司安登榜，甘肃的藏族土司杨积庆也心向红军、追随红军。 　　一个微雨的秋日清晨，半月谈记者专程前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拜谒杨积庆烈士纪念馆。据馆长赵虎和讲解员牛倩倩介绍，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南迭部地区，进入了杨积庆的领地。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杨积庆，身为甘南卓尼第十九代土司，对国民党军阀惯于欺压藏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在腊子口朱立村，久经鏖战的红军战士宁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扰群众。杨积庆从老百姓口中得知这些情况，并了解到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队伍”，毅然决定帮助红军。 　　卓尼县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罗信锋告诉半月谈记者，面对国民党的施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杨积庆审时度势，一面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做出随时出击的架势；一面密令部属“藏兵撤退山林，不与红军对抗，让红军通过迭部。迭部几个仓的粮食，不必转运、窖藏，让红军取食”。知道红军缺粮，杨积庆指示崔古仓的守仓官把仓内的锁都打开，只锁大门，然后以躲红军为名跑进深山。红军来后，顺利打开了储藏着20多万公斤粮食的仓库，获得了充足的补给。 　　罗信锋特别强调，中央红军准备攻打天险腊子口时，杨积庆密派藏民充当向导、打探敌情，有力支持了红军拿下腊子口这道“鬼门关”。 　　杨积庆的义举为国民党鲁大昌部所知。1937年8月25日晚，鲁大昌策动“博峪事变”，派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驻地博峪。杨积庆等人挥枪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枪口之下，时年48岁。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杨土司，成为红色土司。 　　上下互动拧成“牦牛革命”的合力 　　民族地区上层人士与广大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拧成一股合力。红军最终能成功抵达陕甘宁，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同向互动。 　　在格达活佛和德钦汪姆等人的感召和带动下，甘孜、道孚、炉霍等地寺庙纷纷支援红军。据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甘孜寺支援红军粮食登记簿（藏文）记载，甘孜寺及其下属的7个喇嘛寺和奇多寺交给红军青稞7746斗、豌豆5305斗，共计19.576万斤。更龙寺在格达活佛的动员下，支援红军粮食50多石，约1万余斤。 　　甘孜州各县的土司头人也不甘落后。在甘孜县，绒巴岔拿瓦家支援10万斤，阿都土司家5000斤，古龙和仁青多吉家1万斤，日普家8000斤。在炉霍县，仁达卡沙寨子的头人益西绒布将自己的3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在新龙县，河西头人巴登多吉还专门派人跑到附近县乡为红军筹粮、购买牲畜…… 　　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和群众还冒着风险安置和照料红军伤病员。道孚县藏族群众根却志玛不惧国民党军队威逼，掩护十名女红军战士，给她们治好了伤。李元春说，红军撤离康北地区时，不少群众因收留红军伤员而遭反动派杀害。 　　最令人动容的是，大批各族青年直接参加了红军。据《红军长征在阿坝》记载，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仅今阿坝州境内参加红军的各族群众就达5000人以上。不到两万人的茂县，有近1000名羌族青年参加红军。 　　有一家五口参加红军，母女三人走完长征。半月谈记者途经阿坝州理县“红女”故里，红军墓园里长眠着5位红军。被称为“红女”的母亲杨金莲（藏名板登卓），在红一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通司（翻译），同时发动藏族群众筹粮。在县苏维埃保卫局同样做通司的大女儿姜秀英，在翻雪山时脚趾冻坏无法医治，她硬是忍痛把脚趾砍掉，继续行军…… 　　在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碑园副研究馆员秦成勇特别向半月谈记者说起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安登榜，羌族土司，抛下“尊贵”身份跟着红军走。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藏族小僧人桑吉悦希——后来人们都叫他天宝。这个当年不满20岁的小喇嘛，在1935年红军经过时毅然还俗参军，成为红军中第一批藏族战士、第一批藏族党员，后来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 　　除了人，牦牛也随军北上。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王东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一组数据：1935年至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驻留阿坝州所在的川西北高原16个月，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除了支援3000多万斤粮食，还支援了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牦牛是高原唯一集肉、奶、皮毛、运力于一体的生产生活牲畜，这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在长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哞哞声撼土司城，廿万牦牛随北征。犄触雪山犹欲吼，蹄埋泥淖尚能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天宝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均记载，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羌族同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在阿坝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看来，对今天而言，“牦牛革命”内涵丰富，它是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在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峥嵘岁月蓦回首，石榴抱团情更稠。红军长征沿途与各族群众以及土司、活佛等上层人士打交道的成功探索，迄今仍留下宝贵的经验启示：一以贯之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政策，以尊重赢得信任，以信任换取支持，以支持凝聚力量。 　　 　　长征途中的卓克基会议曾在卓克基土司官寨举行 周清印 摄 　　 　　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元宝山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周清印 摄

许忠华 　　江西，这片承载着共和国红色金融事业发祥地光荣历史的土地，在新时代的金融改革发展中，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金融新路。 　　传承红色根脉，厚植金融为民底色 　　江西金融系统始终将传承红色金融文化作为“铸魂工程”，在“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等创新实践中，300余名党组织书记领题破题，让党建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 　　组建“赣金红盾”金融志愿服务队，开展“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系列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在服务乡村振兴、小微企业中砥砺初心……正如一位基层金融干部所言：“当我们走进苏区旧址，触摸那些泛黄的账本时，才真正明白‘金融为民’4个字的分量。” 　　严守风险底线，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江西之所以能连续5年保持无高风险银行机构且公开市场债券发行“零违约”的纪录，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始终把风险防控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 　　江西建立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压紧压实机构、股东、高管、监管、属地、行业六方责任。在监管手段上，江西创新打造“赣金鹰眼”非法集资监测预警系统和省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将50类高风险行业的70余万家企业纳入监测范围。这背后是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的治理能力的跃升。 　　深耕实体经济，回归金融本源 　　江西金融系统始终把“金融活水”浇灌到最需要的地方：围绕“1269”重点产业链和“十百千万”工程，实施“一链一策”“一群一策”。截至7月末，制造业贷款增速连续63个月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为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建立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季度会商制度，创新“收集受理-交办转办-落实反馈-评价评估”全流程闭环机制，累计推动232家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授信金额超144亿元。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从“等客上门”到“主动找需求”，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一季度末，全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9716亿元，同比增长6.42%，民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江西以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为契机，疏通利率政策传导，7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19BP，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保持在1%以下。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企业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减负。 　　深化改革创新，破解发展瓶颈 　　面对新发展格局，江西金融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科技金融领域，创新“人才贷”“技术流”等产品，设立总规模超3400亿元的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和科创基金，推动全国首单“银行保函”增信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票据落地。2025年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增速位居中部六省第一。 　　绿色金融是江西金融发展的亮丽名片。赣江新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顺利收官，铜产业转型金融标准在全国先行先试，全国首个省域VEP核算技术导则发布……这些“首创”背后，是江西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金融实践。上犹县成功落地全省首单2亿元VEP生态资产权益质押贷款，支持农文旅融合发展，让生态资源真正“变现”，为革命老区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金融方案。 　　在普惠金融领域，“企业收支流水贷”“整村担保”等产品在全国复制推广。2025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2020年末的2.3倍，融资担保在保余额位居全国前列。 　　在数字金融方面，“赣金普惠”平台4.0版与全国首创企业收支流水大数据征信平台深度对接，累计促成融资超8000亿元，被中国人民银行誉为“征信行业的一条井冈山道路”。（作者系江西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省委金融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江西婺源县民宿一景 胡晨欢 摄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赓续红色血脉 　　半月谈记者 原碧霞 李 华 余贤红 周思宇 　　90多年前，红军将士翻雪山、过草地，用脚板丈量出一条信仰之路。90多年后的今天，同一条路被重新踩热：一批批青少年学子在长征沿途地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里，读懂红军长征胜利的密码，积聚起奋斗向前的信心和力量，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接力。 　　一支钢笔、一扇门板，都是好教材 　　长征是一部由无数地方性细节写成的史诗。在长征沿途地，一支钢笔、一扇门板，都可以成为教材。 　　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被写进语文课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在一支钢笔前开讲：“这里展出的钢笔的主人，就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的刘金山。” 　　1935年5月29日，勇士们匍匐在铁链上，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泸定桥对面。战斗胜利后，勇士们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嘉奖，刘金山得到这支珍贵的钢笔。半生戎马、辗转征战，刘金山始终将钢笔贴身珍藏。战功赫赫的他，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主动申请降衔。1964年，中央军委调整老红军职级待遇，刘金山再次婉拒。 　　“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和平年代深藏功名默默奉献。”刘妮介绍，今年5月，刘金山的家人无偿将钢笔捐赠给纪念馆。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里，有三扇年代久远的门板。讲解员说：“这三扇门板，一对为正门门板，一扇为厨房门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主动撤出青杠坡战斗，周恩来亲自指挥在赤水河上架设三座浮桥。土城百姓闻讯，纷纷卸下自家门板，扛到河边帮助搭桥。由于战事紧急，红军来不及归还门板，便留下银元和物品作为补偿。红军过河后炸毁浮桥，村民郑明福和乡亲们打捞起门板，各自抬回家修补。郑明福后代将家里的三扇门板捐给了纪念馆。 　　让历史“开口”，让青少年进场 　　“报告，集合完毕！”“出发！”号令声铿锵有力，身着红军服的演员们整齐列队，目光坚定，凝视着前方。这里是江西于都东门渡口，沉浸式情景剧《告别》的演出现场。 　　2021年，一支由红军后代、志愿者组成的长征源演艺团在于都成立。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精致的妆容，红军后代和志愿者们用最质朴的表演，重现“母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悲壮场景。 　　双手捧上新纳的草鞋，仔细整理丈夫衣帽，紧紧相拥后决然转身……于都县文化馆职工卢毓芳在剧中饰演一名新婚妻子，她的高祖父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时间和地点不详。 　　“每次站在这里，仿佛都能看见父亲出发的背影。感觉离父亲更近了，对他的理解更深了。”退休职工王慧群说，父亲生前战斗无数，但从不说自己有多少战功。5年多时间，《告别》累计演出900多场，王慧群参演了其中800多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自动化专业2024级本科生刘璠硕也参演了《告别》。“扪心自问，当我们面临生离死别时，是否也能做出和他们一样的选择？”在她看来，把自己代入历史场景，更能读懂红军战士的伟大。 　　綦江地处重庆南部山区，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停留期间，红军秋毫无犯、买卖公平，留下一段段动人故事。近年来，綦江区教委串联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王良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点位，打造3条思政研学精品线路，推出重走长征路、红色情景剧、党史实景讲解等沉浸式课程，实现“一条路线串起全域红色、一堂大课覆盖全体学生”。 　　新学期伊始，綦江区安稳学校初一年级学生迎来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9月3日上午，安稳学校164名初一新生整装列队，爬山坡、过树林，实地体验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行军历程。 　　“开学第一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却处处是生动的教材。在“一碗羊肉汤”陈列馆，学生观看情景剧表演，聆听红军严守纪律、军民同心的故事；在农家院坝里，他们向村民学习编草鞋，体验“忆苦思甜”；在崇河红军广场，大家围绕“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展开讨论，进一步完善班规班纪，将所学融入生活实践。 　　拒绝一时感动，把脚步变成思想 　　长征从未落幕，只是山河换了模样，奋斗换了姿态。如何把“感动一阵子”变成“影响一辈子”？ 　　今年暑期，天津市组织10余所高校170多名学生，开展“一起去长征”主题实践活动。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21天跨越多个省份重走长征路，最终抵达延安。学生们历经长途跋涉，但全程无一人中途退出。 　　在陕西，当地馆校合作跳出“打卡参观、盖章结业”的浅层模式。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与延安革命纪念馆签约共建，推动课题式研学。学生不再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研究任务走访旧址，将红色田野调查纳入社会实践，让研学有思考、有内容、有成果。 　　在重庆綦江，中小学将“行走的思政课”按学段分梯度推进。綦江区负责人介绍，全区小学以“红色文化润童心”为主题，开展烈士陵园祭扫、红歌传唱、红色版画制作等活动；初中学段以“访王良故里”为载体，组织重走长征故道、策划军事模拟等活动；高中学段则以“传承英雄精神”为目标，策划话题辩论等深度实践。 　　在江西，纪录片《新长征再出发》作为高校开学第一课，讲述江风益、吴应谱等一代代奋斗者传承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跟随团队梳理史料、校对文稿、考证历史细节，我被红军将士纯粹坚定的理想信念深深震撼。”参与《新长征再出发》制作的南昌市外国语学校教师熊安琪说。 　　无论形式如何创新，长征沿途地方“行走的思政课”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长征队伍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次次突破人类生存极限，创造奇迹？那就是伟大长征精神！ 　　如今，在长征沿途各地，“行走的思政课”早已不再是一门课，而是一条信念路——就像90年前那条路一样，走得通、传得远、接得住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板。许多青少年在研学中心态悄然转变，实现知与行的蜕变。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在讲思政课 李华 摄

半月谈记者 姚 羽 　　从张家界到桂林，五百多公里山水连成一线。多年来，南来北往的游客从五百公里廊道经过，却少有人在中段的湖南邵阳停下来住一晚。如何在两大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之间，跳出“过路点”的定位？邵阳决心破解这一难题。 　　有资源，却留不住游客 　　在新宁县崀山脚下联合村，陈贻斌经营着杏林小院民宿。旺季客房一房难求，淡季却门庭冷落。在陈贻斌看来，症结在于文旅资源没有串珠成链。 　　一家民宿的冷热，大体也是邵阳文旅这些年的处境。地处文旅资源富集的五百里廊道，坐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崀山，绵延25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里留下了16项国家级非遗、12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但丰厚的资源禀赋背后，邵阳在目的地搜索热度、网络讨论度、过夜游客占比等核心指标上，长期不及预期。 　　据当地文旅部门测算，往返张家界、桂林的长线游客中，途经邵阳并开展深度游览的不足两成。早在 2010年崀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地就提出串联张家界、崀山、桂林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但受制于缺少跨区域统筹机制，这一构想搁置10余年。 　　今年，两份规划的出台，恰好补上了制度短板。2026年初，湖南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将邵阳定位为湘西南自然遗产与民族文化双轮驱动特色增长极，邵阳正式纳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布局；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家界-崀山-桂林旅游廊道列入全国重点培育八大旅游廊带。 　　“当前邵阳正抢抓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借力张崀桂国家级旅游廊道，联动张家界、桂林共塑品牌、共推线路、互引客源。”邵阳市委书记程蓓说。 　　当前，邵阳当地高速、高铁、机场等交通硬件设施建设同步提速，全域路网骨架不断完善。规划蓝图已经绘就，交通路网逐步打通，游客进得来。但看过奇峰云海、奔赴漓江山水的游客，凭什么在廊道中段多停留一宿？ 　　差异化打造廊道“第三极” 　　城步南山拥有南方罕见的万亩高山草甸，盛夏平均气温仅19度，是张崀桂山水廊道上唯一的高山草原业态；隆回虎形山花瑶山寨气候清凉，花瑶挑花、呜哇山歌等活态非遗在村寨代代传承；武冈留存千年古城与云山胜境；绥宁黄桑保存大片原生态森林；崀山越野赛已连续举办九届，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不与南北两端比拼奇峰秀水，转而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是邵阳逐渐找准定位的思路布局。 　　邵阳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崀桂廊道已不再局限于单纯观山玩水，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的体验。 　　人文底蕴同样是邵阳最亮眼的差异化优势。 　　今年7月，隆回魏源故居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座坐落于司门前镇学堂湾村的清代青砖院落，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并已与湖南大学、澳门大学等21所高校建立研学合作。“能够守好这座老院子，把魏源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是我的荣幸。”魏源故居讲解员韩田说。 　　跨区域联动的政策红利，正持续释放。今年，邵阳推出联游优惠，持张家界、桂林指定景区门票，15日内游览崀山B线可享半价。十一假期，崀山接待游客20.72万人次，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境外市场规模效益也在持续破局。今年前4个月，邵阳入境游客就已超过去年全年。 　　今年4月，韩国旅行社考察团到访崀山，负责人权京淑认为，崀山丹霞与张家界景观风格迥异，组合成线对海外游客吸引力很强；5月，俄罗斯旅行商叶莲娜实地踏线，计划将崀山纳入俄罗斯入境游主推线路。 　　做强中段不是分流南北客源，而是一起做大整条廊道的文旅大盘。游客愿意在沿线多停留一两天，张家界、邵阳、桂林三方都能共享增长。 　　功夫更在规划外 　　游客来了，能不能接得住、体验好，是邵阳必须答好的现实考题。面对旅游市场的新趋势，邵阳也开始积极求变。 　　一变服务理念。境外游客多了起来，不少山下商户自学简单的韩语、英语，用来接待海外游客、推介本土风味。崀山搭建“汇钱包”综合服务平台，打通银行、兑换机构、旅行社、导游服务链路。 　　二变能力机制。新宁县等地常态化选派景区管理、营销、讲解骨干赴张家界跟班学习，结合本地实际转化经验。 　　三变传播方式。崀山何家湾草坪音浪季，张家界、新宁、桂林三地歌手同台，土家山歌、崀山峒歌、桂岭山歌轮番唱响，以“声”引客；社交平台上，“湖南邵阳才是宝藏旅行地”话题出圈，以“热”聚客；AI短剧讲述在地故事，以“新”留客…… 　　流量与客流双双上扬，但要让游客留得下、愿意再来，却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如湖南出台的2026—2027年重点行动计划，部署七大专项行动、32项任务，提出统一服务规范、建立跨省综合执法机制、设立国际旅游维权驿站、优化入境通关和跨境支付，这些都需要沿线市州协同推进。门票互认、平台互通、客源共享，三地仍要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 　　游客愿不愿意在廊道中段停留一晚，答案不在纸面规划里，而藏在茶馆一曲丝弦的余韵中，在魏源故居的青石板路上，在联合村民宿淡季慢慢热闹起来的庭院里……五百公里山水廊道，邵阳追求的不是把人“拦”下来，而是用扎实的体验，跳出“过路点”的定位，从“通行驿站”真正变成“目的地”。 　　 　　外国游客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观摩花瑶妇女制作花瑶挑花 曾勇 摄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赓续红色血脉 　　半月谈评论员 宋荣俊 　　草地上的篝火早已熄灭，雪山上的脚印被风雪填平，秋风今又换了人间。但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来不是一段封存在纸堆里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着眼未来，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依旧充满荆棘与暗礁，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伟大长征精神，是新长征路上最可信赖的加油站。 　　信仰绽放万丈光芒 　　回望1934年的那个秋天，于都河畔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告别父老乡亲，踏上征途。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缺衣少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绝境中，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答案只有一个：信仰。 　　从精神内核与价值逻辑来看，信仰是超越个体得失、超脱现实困顿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危难时刻稳住心神、绝境之中凝聚力量的精神本源。红军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不同，正在于“信仰”二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初创时期的红军人员构成复杂，一些旧的习气有待改造。如何聚沙成塔？“三湾改编”给出回答。两年后的古田会议，更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武装，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而战，这支队伍才有了军魂。 　　对红军将士来说，信仰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革命真理、人民立场深刻认知之上的理性自觉，是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坚定抉择。前途未卜的长征路上，这份纯粹而坚定的信仰，消解了迷茫困惑、抵御了苦难消磨。 　　和平年代，我们不再面临枪林弹雨的直接考验，但理想信念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未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尖锐。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迷失方向，在艰难险阻面前退缩不前。 　　胸怀信仰，脚下才有力量；目光坚定，方能行稳致远。放眼祖国大地，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一线，在雄安新区的塔吊林立间，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繁忙港口，无数建设者正以信仰为牵引，攻坚克难。信仰点燃的火焰，不仅照亮过去的长征路，也必将照亮未来的现代化征程。 　　挑战极限，不胜不休 　　在极端条件下，信仰常常由斗争的血性来表现。 　　1935年6月，川西一座海拔四千余米的雪山，横亘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前。“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当地一首民谣道尽山路险绝。但若要摆脱追兵，尽快与抵达懋功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翻越夹金山就是最优解。6月12日，红军将士们发起冲锋，剑指连绵雪山之间海拔4114米王母寨垭口。 　　路，是踩出来的。陡的地方，前面的人用刺刀在冰面上凿出脚窝，后面的人手脚并用往上爬；滑的地方，后面的人拽着前面人的衣角，一个拉一个，像一条不断线的人链。马匹喘着粗气，走三步退两步，鼻孔喷出的白气很快结成霜。 　　时过境迁，夹金山脚下，还刻着八个字——“挑战极限，不胜不休”。 　　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发扬斗争精神，一方面是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类风险挑战、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必然要求。 　　步入新时代，斗争精神帮助我们赢得一个个胜利：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压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破除。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也必将依靠斗争赢得未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书写新时代英雄篇章 　　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无数红军战士用鲜血铸就的历史丰碑。 　　湘江战役的血色炮火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俘，他趁敌不备，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用最惨烈的方式践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大渡河的汹涌波涛上，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踏铁索，飞夺泸定桥，以血肉之躯打开通道。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的八万六千名将士，抵达陕北时只剩7000余人，只有一部分人看到了长征胜利的那一天。 　　穿越90载岁月，英雄的故事仍然滚烫，他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英雄的精神从未消散，他们为之奋斗牺牲的这片土地从来不乏舍生忘死的后来人。在喀喇昆仑的边防线上，18岁的陈祥榕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直面敌人，英勇牺牲；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有1800多名同志把生命永远定格在这条征途上，其中就有30岁的年轻干部黄文秀，她把青春献给了百坭村的泥土，倒在了扶贫归途的山洪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为了人民，英雄来自人民，危急时刻，精诚团结的中华民族总会爆发出磅礴的英雄伟力。今年7月，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救援通道狭窄险峻。当地居民便组建了救援摩托车队，自发参与运输物资。这一幕让很多人想起2022年重庆北碚山火救灾现场，无数“摩托娃儿”挺身而出，万众一心筑起“防火墙”的动人事迹。 　　今天，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新时代的英雄史诗，写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写在攻坚克难的拼搏里，写在脚踏实地的实干里。平凡的岗位可以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精益求精，终能以平凡微光汇聚强国建设的浩瀚星河，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篇章。 　　长征是一封写给年轻人的信 　　我们习惯用“悲壮”“牺牲”来讲述长征。这些词都没有错。但如果只看到苦难，就容易漏掉这支队伍身上另一种动人的气质——青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斯诺见到一名17岁的红军战士，刚走完长征，却并不把这当回事。他告诉斯诺，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斯诺说这些年轻的战士爱唱歌：“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了这一切。”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这样写道。 　　真是一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今天我们可以说：长征是一封写给年轻人的信。它告诉后来者，青春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姿态。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当代青年成长在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但也面临着升学就业竞争激烈等问题。在精神层面，面对社会变革，许多青年困顿迷茫，在焦虑内耗中无所适从。这种时候，我们要引导青年从长征故事中汲取力量，社会各界要善用“大思政课”，让长征精神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共鸣，为他们提供精神滋养。我们更要信任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用实打实的举措缓解青年困境，在他们困顿时扶一把，为他们搭建广阔的平台，托举新一代青年茁壮成长。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在2026年的猎猎秋风中回望，90年前那支胸怀信仰、敢于斗争的队伍从未远去。而今，这支队伍里，有你有我。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引擎，让我们淬炼勇气与智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踔厉奋发。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夹金山脚下的“胜利号角”主题装置 王曦 摄

半月谈记者 司晓帅 　　只需一部手机，跟着“资深老师”学几天AI，就能轻松月入过万？近期，一种以“免费课”为诱饵的AI培训骗局悄然蔓延。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机构通过电话筛选老年群体，私域虚构“导师”人设、伪造收益案例，层层诱导老年人掏钱，形成一条标准化“骗老流水线”。 　　“免费课”引出“高级班”，专坑银发群体 　　“看您最近关注AI比较多，我把免费课程发给您，主要讲AI制作短视频变现。”近期，半月谈记者频繁接到此类外呼电话，对方表示“通过微信就能领取”，紧接着问：“您多大年龄？” 　　当半月谈记者报出“30多岁”时，对方一句“没有您这个年龄段的课程”，直接挂断。又一通来电，记者改口说63岁，对方立刻热情引导关注某公众号，领取课程，添加“导师”微信，加入班级群聊。 　　“五天直播课全程免费，这点不用担心。”加为好友后，“导师”学恺接连发来语音，“咱们主讲老师‘一鸣老师’打造过千个收益过万的账号，他会教你用AI赚钱的逻辑和方法。” 　　前三天课程，“一鸣老师”主要讲解如何利用AI工具生成图文、视频，同时穿插“学员月入数千、上万元”等成功案例，听起来干货满满。“导师”学恺则不断发来“知识帖”——“担心赚不到钱？听听老师怎么说”“老年人退休后靠AI获得一份收入”“学员发布三天作品就赚几百元”…… 　　第四天课程画风突变。“今天教大家‘零粉丝也能变现’的秘笈。”“一鸣老师”抛出极具诱惑力的噱头：“不靠技术、粉丝量，跟着我做就能拿到收益。咱们合作分佣，你八成、我二成。” 　　“但听好了，免费课只能教你做作品。想要作品发出去有收益、拿到平台流量分成，必须进高级班，成为我的合伙人，绑定专属MCN机构。”“一鸣老师”宣称，只有绑定MCN、入驻创作者伙伴计划，账号才能开通收益结算，享受5倍流量扶持、3倍图文收益分成、短剧小说挂载版权、千条爆款素材，“这些权益你自己开通要9710元，今天大家跟着老师团购，只需1560元。抓紧点开红包支付，名额只有100个！” 　　课程最后一天，“推销”再变花样。“昨天没有抢到名额的同学，今天只要付160元定金就能成为合伙人。你发作品赚钱了，再把剩余费用补给老师。如果不想学，定金随时能退……”“一鸣老师”提高嗓音，“如果你的平台返佣累计达3000元，开通权益的这1560元，我全额返还！” 　　半月谈记者支付定金后，“导师”立即私信催缴剩余费用：“同学，尽快补齐剩下的1400元，钱不够可以用花呗支付，不然没法给你拉进高级班的群。” 　　“导师”量产，“案例”伪造，“权益”缩水 　　课程期间，半月谈记者仍多次接到这类外呼电话，并先后添加五六位“导师”企业微信。荒诞的是，这些“导师”无一例外都叫“学恺”，头像完全一样，话术如出一辙，就连每晚的“直播课”也都是同一个“一鸣老师”在讲。 　　逐一核查这些“学恺”的企业微信资料发现，他们所属机构各不相同，实名信息也不一样；经比对，“直播”画面内容却一模一样。可见，“学恺”只是机构批量炮制的虚拟人设，“直播课”实为提前录好的视频。 　　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包括“AI培训”“短视频变现”等词条的投诉累计达数千条，问题涵盖“诱导消费”“不予退款”等。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类AI培训课在多个环节存在虚假宣传与欺诈行为。 　　——“变现案例”多是剧本。半月谈记者请相关平台从业者鉴别，部分“直播课”上展示的某平台后台收益界面实为几年前的旧版本，“导师”却谎称“是学员这几天的真实收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去年9月公布的一起案例显示，在某科技公司免费直播AI课程中，执法人员发现直播间频繁出现“日入百元”“月入万元”等收益截图，经核查均为伪造。 　　——“MCN孵化”实为套路。个人账号如何绑定MCN？半月谈记者查询多个平台规则确认：一是合规MCN机构向平台提交资质审核并入驻成功；二是该机构在平台后台向个人账号发起绑定邀约；三是个人账号在平台官方App收到系统消息或私信，确认后即绑定成功。业内人士表示，MCN机构不收“入门费”，凡要求私下转账开通MCN权益的，都是骗局。 　　黑猫投诉平台上，多名学员反映付款后未收到任何MCN机构的绑定邀约，承诺提供的“千条爆款素材”均是网上旧闻，“专属流量扶持”更成空谈。一名四川学员称，自己在“高级班”学习28天发布了60条作品，总阅读量还不到5000次，收益0元。 　　——连环“收割”退费无门。“这个‘一鸣老师’6月时还叫‘京飞老师’”“高级班没上几天课，又要收2880元教带货”“我那个班让交1780元，想退钱，他们根本不回信息”……社交媒体平台上，多名学员发帖讲述被骗经历。半月谈记者也多次追讨此前支付的定金，始终未获回应，该“导师”企业微信员工状态显示“已离职”。 　　堵住引流口，斩断“骗老”链 　　“骗局得以规模化复制，关键在于整个链条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梁九业分析，从传播链路看，电话外呼引流、微信私域洗脑、私下转账交易均脱离平台监管，导致外呼溯源难、私域取证难、虚假宣传界定难。从行业现状看，大量机构资质不全、办学门槛低，无需审批即可批量包装所谓老师、售卖课程。从受骗群体看，老年人信息渠道窄、辨别能力弱，还普遍存在被骗后羞于维权的心理，极易成为重点“收割”对象。 　　专家建议，通信管理部门、互联网平台应加强对“免费课程”类外呼电话和私域群组的识别与拦截，对频繁发布“躺赚”等违规宣传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措施。市场监管部门应将“AI培训”纳入重点广告监测范围，严厉打击“承诺收益”“伪造案例”等虚假宣传行为。同时，针对老年群体维权难问题，可设立投诉绿色通道，简化取证流程，降低维权门槛。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表示，社会及子女应多关注老年人“数字焦虑”心理，主动普及网络诈骗手法，引导老年人理性看待网络副业。一旦发现被骗，应帮助老人及时报警，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切勿因“怕丢人”错失维权时机。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擦亮红色印记 　　半月谈记者 张 格 　　湖南桑植，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这块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孕育出“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独特民俗风貌。民歌传唱千年，其中一部分歌谣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注入红色基因。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下，桑植版的《十送红军》等一批红色民歌迄今回响不绝，留住峥嵘岁月里的声音记忆。 　　歌起山野，曲调见情 　　据记载，桑植民歌已有两千多年历史。2006年，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植民歌情感表达丰富多元：既有高亢悠远的山歌、婉转抒情的小调，也有雄浑的劳动号子、铿锵的薅草锣鼓……“先民在耕耘五谷、繁衍生息间感知世间万物，将心底万千情愫化作声声歌谣。”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侯碧云说，“歌曲承载着先民敬天祈丰的朴素愿望，也在传唱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当地人的价值观。” 　　桑植民歌宝库里，有超200首曲目记录了红军故事与革命斗争。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长征。半月谈记者在桑植采访期间，发现当地至今仍流传这样一个故事：红军出发那天，刘家坪干田坝的山坡上，当地妇女自发赶来，目送绵延的行军队伍，唱起自编的桑植民歌《十送红军》。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这是桑植版的《十送红军》。 　　如今，在刘家坪白族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每逢“刘家坪火把夜”等纪念活动举行，人们都会重唱《十送红军》等曲目。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厅里，一处模拟场景的吊脚楼上，挂着一盏灯。“00后”讲解员钟家乡在讲解时唱起来：“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喊百姓；只听脚板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刘家坪白族乡党委书记张毅说，红二、六军团踏上征途前，在桑植县多地进行了10余天的休整。其间，当地百姓自发伸出援手，筹措粮食、赶制草鞋、看护伤员。《门口挂盏灯》《做军鞋》等民歌生动展现了当年军民同心、休戚与共的动人图景。 　　马桑树下，守望如灯 　　相传，早在明代，桑植土司率领数千土家族子弟，远赴前线抗击倭寇。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伴随将士奔赴疆场。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来，你个人移花别处栽。”这是丈夫劝妻子，若久等不来自己，就另寻幸福。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捱，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妻子的回复，意为坚守忠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新的时代色彩。1928年，桑植起义爆发后，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诗”的红军师长贺锦斋，借《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歌词告诉妻子戴桂香，如果自己牺牲了，让妻子去别处寻找幸福，道尽革命者无所畏惧的斗志、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大义。 　　1928年9月，贺锦斋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掩护贺龙和主力部队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此后的60余载光阴，戴桂香素衣守志，独守余生。新中国成立后，年华渐老的戴桂香迁入桑植洪家关光荣院，此地距贺锦斋的墓冢不过数十米。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回忆，戴桂香生前几乎每日都会到贺锦斋墓前，唱起《马桑树儿搭灯台》，低声自语，倾吐绵长思念。 　　“戴桂香是桑植贺家七十二位遗孀中的一位，《马桑树儿搭灯台》诉说着她们的家国深情。”纪实文学作品《桑植红嫂》作者、桑植籍作家王成均说。 　　出身于红军烈士家庭的贺晓英，在光荣院守护革命老人数十年。自25岁进入光荣院工作起，贺晓英在这方小小院子里坚守了40年。她全身心投入照护工作，既是院长，也是老人们的厨师、保洁、理发师、护理员……贺晓英先后照顾了137位革命老人。 　　2026年7月，贺晓英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北京接受表彰后回到光荣院的那天，院里老人们不约而同唱起了《马桑树儿搭灯台》。 　　薪火相传，声声不息 　　62岁的黄道英，退休后仍步履不停。作为桑植民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她日复一日培育新人、推广民歌。 　　1982年，黄道英进入乡村文化站工作，开始跟着本土老艺人逐首搜集、整理散落民间的桑植民歌。采访时，每聊到兴致处，她总要吟唱起来。唱到《十送红军》情浓时，热爱从她眼角的皱纹里溢出。在黄道英看来，与红军有关的歌曲代代传唱不息，是桑植人民对革命先烈最深切的缅怀，更是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无声见证。 　　为了留住最正宗、最地道的桑植民歌韵味，黄道英多年来坚持深入乡村采风，遇到唱腔拿捏不准、曲调记忆模糊的段落，就上门寻访年长的本土老人打磨校正，最大限度还原民歌原本的腔调。 　　桑植构建起一套传承保护体系：一方面深入乡村开展抢救性搜集整理，留存第一手原生态民歌资料；另一方面主动拓宽传播边界，推动桑植民歌常态化走进机关、企业、校园，通过编纂出版民歌歌册、录制音像资料、开展公益教唱活动，让乡土非遗走向大众、扎根当下。 　　在当地不少学校，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前，孩子们会先唱一首桑植民歌。行走在桑植的革命纪念馆、景区、城市广场等地，时常能听到红色民歌。 　　“声声传唱不息，初心代代永续。”桑植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妙玲表示，扎根乡土、浸润红色的桑植民歌，既是对峥嵘远征岁月的深情回响，更是激励当代桑植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不竭精神力量。 　　 　　在刘家坪火把夜活动现场，演职人员表演桑植民歌

致敬地球的红飘带·播撒红色火种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李建发 赵珮然 李黔渝 　　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经过的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居住地区，占到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广泛接触广袤的偏远民族地区，涉及苗、瑶、侗、土家、壮、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傣、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几个民族居住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的欺压蹂躏，有的民族与汉族隔阂很深。如何唤醒各族民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途中都必须面对的复杂局势和全新课题。 　　长征无疑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深入宣传党的宗旨和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明军队纪律、群众纪律……在与各族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逐渐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路径，积累了日益成熟的经验，赢得各民族群众和上层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援助，最终使这场伟大远征成为党心与民心的双向奔赴。 　　九秩悠悠，光芒熠熠。红军长征时期探索形成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具有奠基意义和典范价值，对后来影响深远。凝结其中的经验和智慧，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留下诸多启示，蕴藏无穷力量。 　　布告：把平等写在沿途每个民族村寨 　　秋阳静静照在贵州黎平的翘街古城，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油光可鉴。站在斑驳的马头墙下，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指着展柜里泛黄的文献复制件告诉半月谈记者：“很多人以为红军到了四川凉山州才开始重视民族工作，其实红军民族政策的演进，在血与火的长征之旅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1934年11月，当中央红军刚刚踏入湘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便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10天后，在桂北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及13条口号，喊出了“实行民族平等”“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的声音。 　　通览长征史料后不难发现，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后，民族政策不断细化，日趋规范。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剑河县签发了一份极具针对性的指示。这份文件细致地提出“绝不应杀牛”等。 　　“为什么这么细？”张中俞解释道，“不杀牛，是因为在黔东南，牛是苗侗群众最核心的生产资料，甚至是家庭成员。” 　　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龙再斌看来，这是党的民族工作“从一般号召走向具体化、纪律化”的关键一步。 　　1934年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的“胡荣顺”商号里召开。此时，距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不过两个多月。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经过激烈讨论，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转兵贵州的建议。 　　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姜刘认为，正是这次战略方针转变，把中央红军带进苗族、侗族最聚居的黔地大山，也把“如何与陌生民族相处”变成天天要面对的功课。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展示着一纸布告的复制品。讲解员瞿梦丽几乎每天都要向游客念出其中的句子：“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这是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彼时，中央红军刚刚巧渡金沙江，兵锋直指大渡河，横在中间的，是国民党宣传中“汉人视为畏途”的百里彝区。布告用六言韵文写成，落款前还有最要紧的句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凉山州委党校综合教研室主任周燕表示，这份布告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政策翻译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红军在各个民族聚居地区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把话说明白、把立场亮出来”。在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馆长潘高原眼里，一纸布告就像一个郑重的承诺，先于枪炮直抵人心。 　　广大藏族兄弟也从布告里看到改变悲惨命运的一线曙光。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滇西北藏族聚居区，中甸县城独克宗古城中心镇公堂的墙上，贴出了以贺龙名义颁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 　　政策落在纸上、墙上，更落在人心里。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猴场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科科长莫慧慧向半月谈记者特别提及一个细节：红军的布告和标语里，把过去带反犬旁的“猺”字，改成了单人旁“傜”。“一字之改，就是回答了把瑶族人当兽还是当人的问题。”她说。 　　平等，除了尊重人格，还在于尊重风俗。1935年4月28日，红军进入云南昆明寻甸——一个回、彝等民族聚居的县。分驻各村的红军中，有一支队伍把打土豪得来的猪肉火腿带进了清真寺，支锅生火准备做饭。战士们并不知道，部分回族同胞有不食猪肉的饮食习惯。朱德在丹桂村听闻此事，命令部队立即纠正，又指示宣传队用柯渡特有的紫砂土调成颜料，在清真寺墙上写下一行字：“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回家”，是当时对回族同胞的称呼。 　　红军走后，国民党强令铲除红军标语，阿訇带着回族群众夜里砍来柴草，顺着墙壁一层层堆上去，把标语严严实实地遮住，一次次躲过搜查。半月谈记者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看到，这条标语历经风雨，字迹犹存。 　　正是由于这些布告内容大快人心，各民族群众视若至宝，千方百计将它们保存下来。1935年4月，红军经过贵州镇宁县时贴下《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反复清乡搜查，布依族村民杨登凤把布告藏了起来，守护了17年。 　　纪律：有一种语言不需翻译而自具说服力 　　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一栋低矮的藏族老屋立在山坡上，82岁的江初农布老人就住在旁边的新房里。他指着老屋的板壁对半月谈记者说，红军当年曾在这老屋里住过，父亲从山上躲藏回来，看到家里分文未少，红军还因借宿过一夜，走时特地在屋里留下了银元。 　　听其言观其行。在语言不通的地方，纪律是唯一的翻译。布告上的文字，一些群众认不得，能被眼睛验证的只有行为——扰不扰民，拿不拿东西，给不给钱……红军把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 　　把时间拨回1936年春天。4月29日，红二军团前卫部队抵达中甸县城。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因受反动宣传影响而躲进山里，县城几乎空了。潘高原说，红军指战员宁可夜里顶着高原的严寒露宿野外，也不贸然进寺院、不占民房；借了群众的东西、吃了群众的粮食，都要付钱。 　　同样，红军先头部队进冕宁县城后，“不进民房在南北大街两旁休息”，于是城内、城郊的群众越围越多，有人挂出红绸、彩灯，有人放起了鞭炮。凉山州史志办年鉴科科长罗艳说，国民党曾利用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情况大肆造谣，试图割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红军用严明的纪律，赢得了民众。 　　在冕宁，口口相传着一个“红军不摘老乡的樱桃”的故事：红军过境时正值樱桃红熟，长长的队伍从树下经过，一颗樱桃也没有人摘。躲进深山的主人回来，看见满树樱桃原封不动。 　　在镇宁，“三顾弄染”的故事家喻户晓。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向半月谈记者复盘了个中细节：1935年4月，红三军团要经弄染寨一带急渡北盘江，而弄染正是布依族农民武装首领陆瑞光的大本营。陆瑞光先后派了两名亲信去见红军首长，自己则在暗中观察。他看到了什么？红军宿营不闯民宅，买东西给钱——与烧杀掳掠的军阀部队有天壤之别。第三次，他决定亲自出面会见红军首长以示好。 　　在云南丽江，红军抵达石鼓镇时，镇上百姓八九成都上了山。“留下来的是什么人？是穷得只剩下一条命的人。他们并非不想跑，而是跑了会饿死、冻死在山上。”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最穷的人看见红军买粮付钱、买卖公平，看见大军过境秩序井然，消息便一程一程传上山去。 　　消息传到丽江古城，晚清最后一位纳西族进士和庚吉不再闭门观望。当国民党县政府要求地方民团在狮子山修碉堡阻击红军时，这位老进士站了出来，对县长慷慨直言：“迎红军进来，送红军出去，才是生路。” 　　随后，和庚吉带着100多名以纳西族群众为主的各族群众，拉着“欢迎义军”的横幅，到东元桥、锁脉寺迎接红军。据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智渊介绍，在和进士的热情引荐下，贺龙住进和家小院，把书房设为渡江的临时作战指挥部。红军的规矩让这座宅院的主人暗自吃惊：首长们待人以礼，还向主人郑重回赠了礼物。对一户旧时代的大户人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观念的颠覆性转变。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毛儿盖克藏村，红军留下一块木板，上面写道：“我们在这坵田内割了青稞1000斤，我们自己吃了。请你们归来以后，拿着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原来，红军当年到达毛儿盖时，青稞成熟却无人收割——当地藏民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躲进了山里。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规定，每个部队收了哪块地，必须在田头立一块割麦牌。 　　这块割麦牌后来在克藏村藏族女村民仁青卓玛家中被发现，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岁月。 　　善举：将“不扰民”升华为“助民” 　　以纪律己，以劳助人。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落，是红军从各民族地区过境时最日常的劳动清单。 　　在弄染寨，村民至今沿用一口红军井灌溉农田。1935年4月，红军宿营弄染时，见寨中水井年久失修，战士们动手帮村民重新修葺。如今，井边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光滑。 　　从“不扰民”到“助民”，红军帮助各族群众的善事实事桩桩件件，涉及方方面面。 　　——开仓济贫。贵州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宋浒说，当年红军在瓮安打土豪100多户，没收粮食80多万斤、盐巴1500多斤、银元8万多块，杀猪1300多头，全部分给穷苦群众。红军打开土豪施家的粮仓分粮后，特意留下一仓，对群众说：“留着春耕时再分给大家播种。” 　　瓮安桐梓坡农会主席陈金榜多年后仍在回忆打土豪分浮财时的那种痛快：“我们捉了土豪家的猪，来不及杀，就用锄头打死，抬回来把肉分给群众。” 　　——开监释囚。当时在彝族地区，要求各彝族家支头人轮流到县城坐牢为质的苛政尚存，是彝汉隔阂最深的伤口之一。1935年5月20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一团从泸沽出发，次日凌晨进抵冕宁县城。部队进城后的第一波行动，便是打开监狱，随后宣布废除“坐质换班”制度。 　　红军进入越西县城，听说监狱里关押着几百名彝汉群众，立即打开监门。罗艳提供的一份史料显示，有的囚徒在监狱里被无辜折磨得精神失常，以为“赏了酒饭就要拉出去杀掉”，一面磕头一面求饶，经反复解释他们才醒悟过来，随即流泪高呼：“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红军在越西还专门追悼了1934年彝族起义的死难烈士，慰问他们的家属。 　　——言传身教。1935年5月，毛泽东在冕宁县城东街的陈家大院住了三天两夜。陈家9岁的孩子陈一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身材高大、头发较长、穿着朴素”的红军，就是毛泽 　　东。他是跟着毛泽东学会写字的，多年后成了冕宁县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儿子陈科林说，父亲那一手字和一生的做人，都离不开当年红军住在家里的那段缘分。 　　在云南寻甸柯渡镇，朱世光的母亲用一口铁锅掩护，将素不相识的红军小号手高金奎救了下来，并在朱家养伤20多天。小号手能下地了，就教朱世光读书认字，讲革命的道理。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介绍：“多年后，朱世光成了寻甸的青年代表。一口铁锅罩住的秘密，长成一个孩子一生的方向。” 　　播火：一路留下待燎原的革命火种 　　冕宁县城的文庙，如今是当地中小学生的研学点，穿着校服的孩子列队走过大成殿前的院子。孩子们或许不知道，91年前的一天，近千名彝汉群众曾聚集在这座大成殿前，见证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1935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总政治部驻地,听取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的汇报，随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由陈野苹任主席、红军干部李井泉任副主席。次日下午，成立大会就在文庙大成殿前举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到会讲话，阐明工农武装起来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 　　大会同时宣布成立冕宁县抗捐军，红军干部黄应龙任司令。冕宁县史志办原主任王大钊说，此前一晚，毛泽东在总司令部召集陈野苹、廖志高、王首道、李井泉、黄应龙等人开会，分析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在同属凉山州的另一县越西县，红军大部队过境时，随军的中央代表刘少奇征询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的意见：能否留下开创根据地？接着，张闻天又来电相询。于是，王观澜带一部分红军留下，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和一支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内有一个彝人班。 　　红军长征在民族地区过境，往往只有几天，但几乎每走之前，都会以各种方式把革命的火种留下，在有条件的地方帮助成立了民族革命政权和民族革命武装。 　　1935年4月17日拂晓，弄染寨的红军首长即将开拔。此前一晚，彭德怀、杨尚昆已与陆瑞光订立“反蒋作战协定”。临别时，红军留下了以营长方武先为负责人的12名红军伤病员和工作员，还留下26支步枪。 　　留下的人不辱使命。此后一年多，方武先与陆瑞光一起组建红三军团敌后游击队，建立镇关紫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坚持武装斗争。留在弄染的红军，多数再没能归队，但火种没有熄灭——1947年成立的“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安顺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播撒的火种遍及多个州县。 　　宋浒提供的一份史料显示：红军在贵州瓮安先后建立了8个革命政权、12个农会、2支游击队。据陈金榜口述，红军在大田坝召开群众大会，选他当农会主席、杨发顺当游击队长。“陈营长给我们一面红旗。红军还和我们一起发誓，为穷人翻身干革命，永不变心。” 　　在黔东印江、沿河、德江、松桃的乌江两岸，一度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武装——“神兵”。这是一支由土家族、苗族贫苦群众自发组成的民间武装，以反抗苛政、保卫乡邻为己任，首领冉少波是印江土家族人。面对这支民间武装，红军没有像旧军队那样打压、吞并，而是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坛首领会议，发布《致神坛书》，公开宣告团结、改造神兵武装的主张。 　　冉少波大受震撼，专程拜见贺龙，自愿率数千名土家族、苗族战士接受改编。随后，在枫香溪，这支武装完成系统性整编，正式组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司令。以土家族、苗族群众为主体的民间反抗武装，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体珍表示，冉少波与黔东“神兵”的蜕变历程，是红军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践行民族团结政策、播撒革命火种的生动缩影。长征途中，红军以政策团结各民族、以思想武装各民族、以革命解放各民族，真正做到了“走一路红一线，住一站红一片”。 　　 　　位于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周密 摄 　　 　　弄染寨的红军井 李建发 摄 　　 　　描绘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油画